基本人权若干断想(2)

　　二、 基本人权的演进规律

　　考察人权理论和人权立法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思想家的鸿篇巨制中，如洛克的《政府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在18世纪民权革命中摇旗呐喊的政治宣言里，如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和公民权利宣言》等；在确认人权的早期法律文献中，如英国1215年的《大宪章》、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1689年的《权利法案》以及美国1789年宪法的《权利法案》等，都没有提出基本人权一词，它们一般只列举了具体的人权，如生存权、平等权、自由权、财产权、参政权，还有安全权，追求幸福权，反抗压迫权等。由于后三项权利具有以财产为核心、以生存权为前提、以平等权和参政权为条件、以自由权为重点所构成的体系。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基本人权的发展演进，生存权（包括生命权）、财产权是基本人权发展之初的权利内容，并一直贯穿人权的发展史。至于其他各项权利，结合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首先强调的是自由权，其次是参政权，再次是平等权，发展最后是生存权中的受益权。纵观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当资产阶级提出人权要求时，他们已经是有产者，在经济上已经或者将会超过封建贵族。对他们而言，经济方面的生存权以及财产权已经解决了，需要获得的是政权，与政权密切的自由民主权以及利用政权保障他们财产和安全的权利。自由、平等及参政对于他们的生存权、财产权只具有手段的意义，只有这此手段不具备时，它们才成为追求的目的。当最早的市民阶级要发展工场手工业，迫切需要一定数量的“自由工人”，而农奴等劳动者所处的人身依附或半依附的社会地位，妨碍“自由劳动者”的供给；当他们要发展国内外贸易，要求有自由的、在行动上不受限制的商品所有者，并按照“自由贸易”原则，以平等的权利进行交换，而“政治制度的每一步都以行会的束缚和特殊的特权同它相对立……无论在哪里，道路都不是自由通行的，对资产阶级竞争者来说机会都不是平等的。”[1]所以，自由和平等便成为他们首要和愈益迫切的要求。加之在封建专制时代，人民毫无政治权利可言，处于完全受国家支配、纯粹是义务主体的地位，因而自由权较之平等权来说尤显突出，成为18世纪民权革命的首要目标。随着资产阶级经济势力的增强，政治上参与国家管理以分享政权乃至夺取政权的呼声日盛，参政权的要求便应运而生。当参政要求遭致封建统治的镇压时，革命权（反抗压迫权）就公诸于世了。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参政权主要体现为选举权，且仅限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