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理论研究的开拓者(2)

　　当人权禁区被打破后，吕世伦教授紧跟时代步伐，发表了许多有关人权方面的文章，1993年，吕世伦教授以自己的学术勇气，学术良知和追求真理的无畏精神，发表了《人权理论研究的新进展》的文章，提出了“普遍人权高于主权的主张”，结果被认为有政治倾向和政治立场问题，是一篇“不合时宜”的文章。因为当时正逢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夫访华，美国自“89风波”后一直借人权问题干涉我国内政，攻击中国践踏人权。吕世伦教授在该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对“主权高于人权”和“主权是人权的前提和基础”等命题进行深刻的剖析，提出了普遍人权（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最终目标）高于国家主权的观点。他认为，主权高于人权，主权是人权的前提和基础的观点实质上是“散布一种早已被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主义所反对的国家主义精神和新国家迷信。”[3]国家是争取阶级斗争胜利后遗留下来的祸害，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国家从来就是普遍人权的对立物和障碍物。”要实现普遍的、真实的人权，就必须要消灭阶级和国家。人权是对抗公权力的产物，它来自于对公权力的防范与不信任，是对国家主权警惕的产物。人权有应然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三种形态，不能因为人权来自于制定的法律，也不能因为人权的保障有赖于该国政府充分行使主权并为该国人民服务就认为主权是人权的前提和基础，这仅是法定人权，不能以偏概全，而且，政府既是人权的最大保护者，也常常是人权的最大侵害者。国家主权只能来自于人民，人民把权力交给国家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人权。人权的“前提和基础”决不能从国家那里去寻找，而必须从市民社会即统治阶级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中寻找。“主权是人权的前提和基础”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奴隶制和封建制、种族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国家并没有人权，如果承认主权是人权的前提和基础，那么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解放全人类和实现共产主义大同世界的理想就不再需要了。”[4]

　　吕世伦教授认为，主权不能高于人权并不等于说人权高于主权，要辨证看待。在基本方面，应该是“普遍人权高于国家主权。”[5]长远的说，无产阶级的目标是要实现人类的普遍人权，争取和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仅是实现未来普遍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途径和手段。他认为，普遍人权的无国界性，并不否认局部（各民族国家内部）的人权问题或人权斗争（特别是国家主权受帝国主义威胁时）的有国界性，以及对人权的政治管辖的有国界性。但决不能用国家对人权的管辖来限制、争取普遍人权的斗争。人权无国界与人权国际化是不同的两种理论，人权国际化是指无产阶级的人权并不局限在一个主权国家内，它和世界上一切劳动者的人权是一致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了，才能实现“人权国际化。” 吕世伦教授认为，普遍人权理论与西方国家的人权无国界论是不同的，在立场上，我们的人权国际化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的，而西方国家则是站在少数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立场上的；在目的上，我们讲人权是为了解放全人类，实现普遍人权，而西方国家则将人权国际化理论作为干涉别国内政的工具；我们通过经济和社会发展来实现普遍人权，而西方国家则通过制裁、高压政策来实现其称霸世界的目的。吕世伦教授在批判“主权高于人权”和“主权是人权的前提和基础”的同时，并未否认国家在实现和保护人权中的作用。他认为，国家在其特定历史阶段可能对人权有正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