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竞争法对中国竞争立法的启示

　　一、导言

　　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经历了一次巨大的经济转型。原先实行的国家垄断经济已经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虽然按照国民生产总值来计算，公有制仍居主导地位，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包含了相当部分的私营经济成分。最近中国政府已决定对众多中小型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规模更大的国有企业也有可能纳入私营经济的轨道，（注：见1998年政府领导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政策说明。）而政府机构亦将分阶段进行精简机构、减少编制的工作。不过，由于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一政策的实施步伐已有所放慢。

　　然而，正当中国逐步迈向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市场导向性更强的未来经济体制的时候，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法律真空，即缺乏对竞争机制的全面有效保护。换句话说，中国缺乏对于卡特尔、垄断规模或垄断行为、反竞争行为、合并或明显限制性的商品或服务购销协议等的明文禁止性规定。事实上，在从指令性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换过程中，有关保护市场经济机制的规定显得十分不足，而这些法律法规势必要在将来替代国家指令的作用。如果市场要实现经济效率极大化，对各种反竞争性行为及结构加以有效的控制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旨在分析中国制定竞争法（注：本文所称竞争法是指旨在保护并增强混合经济体系中的竞争机制的国家调控体系。因此，旨在保护消费者或其他企业免受商品或服务提供者欺诈的措施不包括在这一定义之内。故本文讨论的范围与美国及欧盟的类似法律制度的范围一样是有一定限制的。）的必要性并探讨欧盟相关立法是否可以全部照搬或经过一定修改调整而成为在中国可行的立法模式。

　　二、中国制订竞争法的必要性

　　随着中国逐步摆脱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以及计划经济，在整个经济结构中有许多领域已允许私营经济的合法存在。外资以各种形式进入中国，同时亦带来了新技术和新的生产方法，创造了上百万个就业机会。外资已使许多经济部门焕发了生机与活力。但是，国家在许多重要的产业部门仍旧处于压倒性的优势地位，同时在许多关键行业掌握着法律上的或者是事实上的垄断地位。进一步，即使是在竞争性行业，中央及地方政府也同样运用权力为国有企业提供各种保护，这也成为一大问题。上述这些情况的存在构成了主张中国制订综合性竞争法的理由之一。

　　主张中国制订综合性的竞争法的另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是，随着中国进一步开放其国内市场从而最终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方，许多中国企业可能会被外国的竞争者挤垮。由于缺乏符合国际通行标准的有效控制体系，这些外国的公司或企业将会利用卡特尔或购并进而垄断国内某些行业。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仅从自我保护的角度出发，中国亦有必要制订一部竞争法。然而反过来，某些人可能会认为，竞争法的空白对缺乏商业经验的中国企业而言可能会成为最有力的一种自我保护手段。

　　另外，这一部竞争法可以有效地限制地方与中央行政机构过度的经济权力，以此保证由市场而非政府进行微观经济决策。当然，宏观经济决策应由适当的政府机构做出。

　　最后，这一部法律的有效实施可能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即通过减少政府影响企业决策的权力进而减少某些方面的腐败行为。

　　总之，不论是从经济效率还是从经济公平的角度来考虑，中国均须尽快引入竞争法。下文将会论及学术界及政府机构的观点。

　　三、当前的相关立法

　　在竞争法立法方面，中国并非完全没有相关的法律规范。不过，现有法律的调整范围过于狭窄，而且在法律实施方面也不确定。1993年通过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基本上旨在打击各种误导性的商品说明、抵毁他人的商品、误导性广告、非法使用商业秘密（即普通法中的违反信赖）以及暗中给予佣金或回扣以增加销售等不法行为。所有上述这些措施实际上同市场上的诚实信用相关，而非针对整个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