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法自治的变迁与民法中“人”的深化(2)

二、理性人的出现是私法自治形成的核心

无论是古代罗马还是中世纪的欧洲，法律上的人总是属于一定身份的。如果不拥有一种身份，那么就几乎不可能拥有任何财产。在这种情形下，私法自治就无法作为一种基本理念存在。从其涵义可以看出，私法自治是通过个人对于国家干涉的排除，保障个人自由在社会秩序中的实现为其本质的：一方面通过当事人自由意志实现行为人双方间的平衡，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是通过对个人与国家之间互动的协调，实现当事人的私利益。因而在私法自治中，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就是作为能够认识自己私权利的人，也就是理性人存在。这个人必须是普遍的、脱离个体身份特征的。

而在古罗马，这个人仅为具有罗马公民权的家长，在中世纪主要是封建庄园主，只是到了18世纪自然法与理性主义哲学充分发展、在法国民法典中形成私法自治理念时，这个以当时的资产阶级（包括市民与商人）为基础的“类”的人，才真正支撑起私法自治这座大厦。可以这样认为，私法自治的形成就是建立在理性人的假设之上。

（一）理性概念的发展及理性人的形成

理性一直是西方法律的传统概念，并同自然法交织在一起的，其内涵也一直在变化，这个过程体现着对人的认知过程。西塞罗在《论法律》中就如此表述：自然定律（ｌａｗ）就是最高理性，这种理性在人类心智中的凝化和充分发展就体现为法律（ｌａｗ），它的起源远在任何成文法或城邦之前⑩真正的法是与自然契合的正确理性。[11]这种带有绝对主义自然法色彩的理性，更多地是指一种神（自然的）或自然法上的理性。

在中世纪后期，这种以神为中心的自然法概念开始让位于人类理性的自然法观念、以及理性与发现的观念，理性成为自然法的标准。[12]在这个基础上，圣？托马斯形成了完整的成文的自然法：自然法就是理性的人对于永恒法的参与，人类法只有在依正当理性的情形下才具有法律的品质。[13]此时开始出现了世俗法（或者称为制定法）与永恒法（或称为教会法）的分离，这种分离使得理性主义开始出现。到了16世纪末期，经过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人文主义兴起，自然法不再披上理性的外衣，不再具有高于人类法律的性质。人们称自然法（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Ｎａｔｕｒｅ）为理性法律（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ｒａｔｉｏｎ），意味着人类本性（ｎａｔｕｒｅ）可经由普遍理性而被认识为法律，自然法的原则是理性发现，而丝毫不依赖于自然力或神的启示。这样，自然法的理性主义进一步得到发展。

17世纪时，自然法更加世俗化。培根在其未完成的“新大西岛”（ＮｏｖａＡｔｌａｎｔｉｓ）中说法律纯粹就是人类功利考虑的产物，而不是某种高级秩序的反映或应在观念上与之契合的事物。[14]此时人开始被看作是拥有一切理性尊严的人，拥有所有自然平等权利的人。

18世纪的“启蒙运动”（被称为理性时代，ａｇｅｏｆｒｅａｓｏｎ）建立在对17世纪的反思及世俗法与永恒法分离的发展之上，此时对传统权威与神学体系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