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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的角度,知行观与社会个体的生存价值成正比有其必然性。自从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时代之后,人类智慧步入启蒙期和成长期。智慧的启蒙期和成长期的特点是,认知能力低级,思维对自然和人类周围环境知之甚少。在这一时期,认知靠实践来推动;认知同实践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处于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个体,在思维对外界所知甚少,认知必须靠实践来推动的前提下,必然将认知同实践紧紧捆绑在一起。将这种捆绑量化,就是社会性劳动或财富。所以,社会个体的财富等价于个体的生存价值,就是说,知行观等价于生存价值。
民主时期,知行观的情形与帝国时代大致相同。所不同的是,民主时代社会个体的平均知识量大大高于帝国王朝时期。因此,知行观的量化值大大提高,社会个体和全社会的财富急剧增长。
如果说有谁能够对知行观提出挑战的话,那还是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他提出实践理性的基本规律或公式是:“照这样去行动,如果你的行为准则通过你的意志变成普遍的自然规律的话”。简单解这一规律,康德的实践理性就是指“按照知性去行为”。但是,按照康德哲学的理论基础,知性属于“先验”的范畴,属于“先天综合判断”之列。“按照知性去行为”意味着人就是由某个最高的巨匠制作和操纵的木偶,意味着他的活动是不自由的。即,人本身的自由意志不是他的行为的最后最高的原因和根源。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知行观的弊端,即社会个体的生存价值是被动的,社会个体的生存价值是不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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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思行观——作为由个体推进的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讨论思行观之前,有一个重要的原则性问题要说明。
需要首先考虑研究对象和理论方法的问题。在谈论公元2000年之后的社会个人的生活观话题时,本文明确以社会个体的认知、思想和行为准则为研究对象。思想、认知和行为都是抽象化的概念,与具体的人、事和职业等内容无关。那么,研究思行观以什么理论出发点为基础呢?我们还应该明确,作为一个探讨个人生活观问题的研究尝试,与差异无关,与、、军事无关,与信仰、、科学无关。无论是一个科学家,还是一个车夫,其都需要生活,要思想、认知和行为。本文所做的探讨对此二者不加区别对待。
研究思行观的原则是社会个体的生理需求原则。具体而言,个体的健康、营养标准是思行观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某一个体对象,只要具备了生理健全和一定的营养前提,其就可以思想,就完全具备认知和行为的功能。探讨个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基本理论,仅仅只以社会个体的生理需求原则为理论前提,然后用的方法推出关于思想、认知和行为的一般规律性的结论。思行观与许多现有的人科理论无因果关系。
由前文的介绍可知,当步入时期时,社会个体的生存价值等价于其知行观。在民主社会,随着空前超大规模的化,社会物质生产的总量相当充足,社会个体的生理健康有了良好的保障,并出现了某种营养过剩的倾向。健康标准的提升,不仅为个体的社会行为提供了支持,更重要的是,也为个体的思维能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帝国时代,穷人读书少,知识少,主要是受其健康标准的局限。工业革命之后,知识增加,社会行为的效率提高,财富增加。信息革命之后,人类对一个“大金矿”人脑的认识,有了突破进展,电脑诞生了;知识飞速膨胀,夸张一点,可以说知识爆炸,并引发物质财富过剩,伴随者地球生存破坏,从而出现了社会个体的生存环境危机。
从理论上看,信息革命造成的知识爆炸,物产过剩和环境危机,是受到知行观理论的基本规律所决定的。知识和行为的紧密联系和结合,是知行观的要点。知识和社会工业化行为同步增长,是造成社会可持续发展受到威胁的直接和最主要原因。因此可得出,如果承认环境问题是当今时代的弊端的话,知行观的理论和规律就需要被重新审视。
从上看,用思行观取代知行观是必要的,合乎逻辑的。在人类智慧启蒙和发育的时期,其对外界知之甚少,认知的过程即是实践的过程,认知需要靠实践来驱动。这时,知和思是合一的,思想在少量的一些简单的认知结论中的选择余地不大。比如,在哥白尼之前,“太阳绕着地球转”,当时的社会个体“所思”的就是这一结论,“所知”的也是这一结论,没有其它可供选择的答案。为了让“所思”不与“所知”相同,某些社会个体曾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布鲁诺被烧死!向前推进,到知识爆炸的当今时代,“所思”与“所知”相分离,“所思”在多项“所知”的结论中选择,已经被许许多多知识化的社会个体所接受。这就要求,“所思”不能同个体的实践行为相结合,只允许“所知”中的极少数选项同个体的实践行为相结合。思行观的重点,就是将个体的所思、所知和社会行为相互分离。
尤其在当前,在人类空前超大规模的工业化的同时,突显出社会个体的知识占有,同全人类知识整体的比率相当小的时代特征。本文提出:
个体的社会实践质量 = 社会个体的知识占有/全人类知识整体
据此,当进入信息时代之后,社会个体的行为质量下降了,社会个体的实践意义也随之降低了。
基于以上抽象化的讨论,可以推论出思行观的内容应该包括:
思想大于行为;思而不行,行不背思,思行独立,各成体系。
当思想同社会个体的行为相分离时,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所指出的“社会个体的生存价值是不自由”的问题就解决了。个人的行为不必被其所知所左右,个体的社会实践是可选择性和可选择化的,是具备自由性的生存价值的个体。
同时,由于“思而不行”,“思可不行”,“思不可行”,和“思不必行”所发挥的效应,在数字化信息时代,思想和学习的很低,环境污染问题可迎刃而解。
关于思行观的纯粹抽象化的研讨是有其局限性和不够的。重点需要完成的是问题与教育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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