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00之后的个人生活主题 【摘要】 本文

——公元2000之后的个人生活主题

【摘要】　　本文简单提出了思行观，认为思行观是公元2000的时候个人生活观的主题。思行观的内容为：思而不行，行不背思，思行独立，各成体系。思行观的理论依据是抽象化的推演，试图解决“由社会个体推进的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问题。;

【关键词】　公元2000年 思行观　知行观　社会个体　思而不行

一　关于社会个体知识占有量的浏览

当公元2000年的时候，特别需要考虑健康的未成年人的问题。人类社会进化到公元2000年之后，应该如何教育下一代呢？数千年的历史、经验和科学知识的堆积，需要比较全面的掌握；要能够适应当今信息社会知识和观念的飞速膨胀和更新；要正视和面对当今污染、生态失衡、核武器问题等极其严重的现实危机；还有个人的情感、、价值观和对真善美的感受等等人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要有目的的设计和迎接未来。毫无疑问，不能从头说起，也不可能从头做起。历史不能成为包袱，现实的危机不能成为其障碍。必须寻求一种捷径来解决当务之急的这一教育问题。

作为一个当代成年的各方面健全的社会个体，应该观察到当今时代的以下特征：

1、社会物质生产的总量相当丰富，社会个体平均可以拥有的生活物质基本同其需求相适应。在一些发达国家，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都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小胖子”。“小胖子”现象反映出在相当规模范围内的营养过剩，这同早期人类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社会个体的营养条件相比，有了根本性的差异。

2、在社会个体平均营养情况改善的前提下，总数达到了空前数量的超大规模。由于人口总量大，使得满足社会个体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需求的社会行为必须化。现实是，空前超大规模的工业化造成了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甚至温室效应（全球变暖）、厄尔尼诺现象等极其严重的人类现实生态危机。一般认为，这种超大规模人口，空前超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地球人类的生存环境破坏，将随着公元2000的到来而更加恶化。显然，不能等人口问题接近或达到地球所能承受的极限值时，才研究出解决这一问题方案。

造成这些严重现实问题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现实社会个体的知识与全人类知识整体的巨大差距。

在社会，满足社会个体物质生活需要的活动是农业耕作，每一个社会成员只需很短的农业生产周期就能掌握绝大部分知识（客观知识和经验）。平均而言，体力活动在社会个体的行为中占主导地位，社会个体以体力劳动方式占有物质生活资料。另一方面，农业时代的人文知识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体力劳动方式的左右”。以中国为例，从秦始皇之后的2000余年里，人文知识的结构体系相对稳定，理论的突破性和延伸性相当有限。由此可见，农业时代社会个体的知识占有，与当时全部知识的比例，始终控制在一个稳定的比例值。

进入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之后，社会整体的知识体系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工业技术知识，人文知识，，，电脑，信息科技知识，等等，其最大的特点是，知识更新和的速度大幅度提升。据分析，本世纪70年代以来，短短30年的知识创新，超过了以前所有时期全人类知识的总和。因此，当今社会个体的知识占有，同全人类知识整体的比率相当小，而且很不稳定。

知识就是力量。社会个体知识占有量的历史特征，必然反映到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个体的行为方式，并直接决定了当时整个社会的面貌。公元2000年之后的教育，首先需要重视受教育者可能学习到的知识量同全人类知识整体的比率问题。这是本文提出并探究思行观的出发点。

二　知行观：从苏格拉底到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

人和动物的基本区别之一，是先思考，后行为。

自从组织性完好，系统结构功能健全的社会形式形成以来，历史可以分为帝王时期和时期。如果我们考察某一帝王的知识占有量，在同一时代的社会个体中，其占有量的值的水平不是最高的。但如果考察其社会个体物质生活实在物的占有水平，则其是无可争议的冠军。在帝国时代，物质生活实在物是社会个体社会行为的直接成果，而行为则是受社会个体的知识占有所驱动的。所谓知行观，是指社会个体协调知识与行为的能力，它的量化标准，是某一个体知识加社会行为所获得的物质生活实在物的多少。在帝国时代，社会个体的生存价值是与其知行观成正比的。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某一弱智者靠遗传因素成为帝王将相的例子，显然不能驳倒上述一般化、抽象化的逻辑推演。

当然，从理论的角度，更应该讨论意义上的知行观。知是指认知，行是指实践。迄今为止，在几乎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中，社会个体的知行观都表现为实践，认知，再实践，再认知的过程，认知和行为紧密地联系并结合在一起。某一成功的个体，其知行观的成功之处在于其既能知，又能行，其认知加上实践的总体社会化的成果超过其他社会个体。

中国的同苏格拉底-柏拉图是处于同一时代的思想家。孔子时代，社会处于频频战乱之中，古希腊的社会情形也是差不多的。在当时，某一社会个体的生存价值绝大部分是由其蒙昧的实践观、原始的实践能力所决定的。身强体健的勇士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英雄。在孔夫子之后，在中国，开创了一个社会个体追求知行观的漫长的历史时期。无论“格物致知”、“学而知之”，还是当时的“君子观”，都是扬弃蒙昧的实践观，试图将知性和行为相统一的理论形态。与此同时，在西方，在向知行观转型的古希腊思想家们中，则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矫枉过正的倾向，表现为人类智慧启蒙早期对人的知性，对真理，对存在，对“理念”的炽热的追求。在古老的东方，中国的大思想家们却是偏向于认知同行为的协调，即所谓“知行合一”，但这种协调与合一并不是落脚在知性之上，而是在行为的社会实用性或经世致用之上。古希腊的哲人可以赤身裸体地思索，一片赤诚地追求真理，但无论孔丘，还是、，都不会这样，都显得儒雅得多。历史上，西方的哲人和思想家中有宁愿为毫无实用或经世致用意义的客观真理去死的例子，而中国则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