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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形式美学观照下的
; 文学观、语言观
; 南朝哲学思维的语言策略,促使文士在创作中对语言潜在表现功能的进一步发掘。在先秦学术的“自家争鸣”和秦汉以来文学创作积累的经验的基础上,受玄学思辨及佛经的转译等风气的影响,南
朝文人对语言和社会文化、思想情感的表达之关系有了充分的认识。汉语的语法特点、表现功能在和梵文的对比中更加明确。
; 玄学讲“寄言出意”,佛教也以为“非言无以畅义”。“言意”关系是重要的玄学命题。王弼、荀粲一派及佛家虽认为语言只不过是表达手段,但意的表达义不得不依靠语言。所以他们虽然在理论
上讲“得意忘言”、“不落言筌”,认为“名”“言”皆非实相,但实际仍很重视语言。欧阳建、王导等主言能尽意论的一派则充分肯定语言对哲学实践的重要性,认为是语言给了人认知世界的契机。
欧阳建《言尽意论》云:
; 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辩。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鉴识不显。鉴识显而名品殊,言称接而情志畅……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
与为二矣。
; 这段话十分精辟地说明了语言和思想情感的依存关系:理得于心,非言不畅,二者犹如形影,不能分割。王导“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这是东晋南朝文人清谈经常涉及
的论题。
; 南朝后期佛教盛行,语言问题也是僧人及文士探讨的重要问题。僧肇曰:“斯则无名之法,故非言所能言也。言虽不能言,然非言无以传。是以对人终日言,而未尝言也。”13慧远亦云:“非言无
以畅一诣之感。”14释僧?从佛经翻译的经验出发,进一步深入地探讨了上述问题。其《梵汉译经同异记》云:
; 夫神理无声,因言辞以写意;言辞无迹,缘文字以图音。故字为言蹄,言为理筌;音义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应用,弥纶宇宙。虽迹系翰墨,而理契乎神。15
; 作者从语言运用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些结论,十分深刻地揭示了语言在人认识世界中“弥纶宁宙”的重大作用。
; 受上述语言重要性的表述启发,南朝文学观和语言观的建构呈现出明显的形式主义倾向:
; 首先,文学为“言之业”,语言形式的创新是文学创新的关键。南齐张融《海赋序》云:“盖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夫)形寅(演)内敷,情敷外寅(演)者,言之业也。”16张融认为,文学
语言的作用,就是给情感以表现形式。作家的创作就是为所抒发的情感寻找适当的表现形式。文学为“言之业”,即语言形式为文学本体的核心要素。
; 其次,语言形式的创新,是文体创新的关键。张融谓“大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正当使常有其体。”17张氏自谓“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辩”,故“属辞多出,比事不羁,不阡不陌,非途非路
耳。”因为受玄佛语言观之启发、影响而善于创为新体,故其著文作诗方可“文体英绝,变而屡奇”18。
; 刘勰批评南朝辞人一味追求文学语言形式的创新:“自近代词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字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
耳”(《文心雕龙?定势》)。由此反观,可见近代文人好奇求新的关键在于语言姿态、体式的创新,即所谓颠倒文句等手段。这些手段正是佛经译文文体的特点,受其启发,近代辞人才在诗赋创作中追
求句法的伸缩自如、句中语序的灵活性及语言的反正好奇等。
; 刘勰对语言形式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以及语言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也有正面的论述:“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王元化指出:
; 所谓“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是对于语言与思想关系问题的根本观点。他在分析具体作品时,也同样贯彻了这种主张。《物色篇》称《诗经》“皎日慧星,一言穷理
,参差沃若,两字穷形”,清楚地说明了语言文字是可以穷理穷形的。……从言尽意观点出发,必然认为文学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19
刘勰显然也是十分重视语言形式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的,这也与南朝文学本体观念日益清晰化的背景相一致。而其观点的来源仍然是玄学的言能尽意论。; 再次,诗、赋、骈文的语言形式技巧主要围绕“骈偶”的修辞手段展开。联语在楚辞体中即已形成,但正式从形式技巧理论的角度提出这一概念则是在南朝。沈约论诗赋格律的安排技巧说:“一简
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20“一简之内”“两句之中”即指联而言。又说:“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已不能尽
……”21“十字之文”,则是五言诗的
; “联”。一联中子句的语词单位及组合方式十分灵活,富于弹性。
; 除此之外,诗、赋、骈文创作中以修辞为造句中心。句中语序比较灵活,其词序随表达需要而定22。造句也很强调节奏,追求语言本身的音乐性,以诵读是否上口为准23。这样在表达效果的统帅下
,形成丰富多彩的句型模式。
; 因为更多地来自于创作实践,所以南朝形式主义文学语言观带有浓厚经验性和实践色彩,常常体现在为文的篇法、句法、字法、笔法、格律、词藻等具体规范的表述当中,很少象西方形式美学那样
将文学语言技巧上升到哲学的层面,从世界观的高度概括语言的审美本质。但这只是中国形式美学自身的特点所在。
; 三; 形式美学倾向在文学创作中的实践
; 以上简单说明了南朝士人对于文学语言形式的探索,这是文学创作凸现形式的主要基点。诗、赋、骈文等的语体模式的建构,实际上就是汉语诗性表现潜质的逐步澄清。前人认为,形式主义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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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多数作品“内容的空泛病态”和“形式的堆砌浮肿”24,这是对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在字句本身的形式上求超越前人”,“几乎全力用来努力于裁对隶事出有因的工整”25。因而在创作上
,尤其是在艺术形式的革新上超越了前人。
; 如果分析形式主义思潮造成的诗、赋及骈文在整体上的艺术创新和境界的提升,就会发现它也不是一无是处。南朝诗歌是近体诗形成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尤其是齐梁诗歌的格律化、骈偶化等形式美
学特征为近体诗之奠基。这方面已有论著专门探讨26,兹不辞费。此处拟以赋为例说明在形式主义文学思潮在形式的创新和意境的提升方面取得的实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