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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中国思想史上,朱熹是继后的另一(4)

2013-08-29 01:02
导读:周敦颐的“立人极”、“希圣”、“希贤”,张载的“民胞吾与”、“天人合一”,程颢的“仁体”,程颐的“理”,朱熹的“心与理一”、“气象浑成”

周敦颐的“立人极”、“希圣”、“希贤”,张载的“民胞吾与”、“天人合一”,程颢的“仁体”,程颐的“理”,朱熹的“心与理一”、“气象浑成”,王阳明的“乐是心之本体”,刘宗周的“慎独”,王夫之的“情景妙合无垠”等,无不体现着这一“乐”之基本精神和意义。但在具体获得这一境界的功夫上表现出两种对立的方法。以程颢、王阳明为代表的重体悟、直觉(尊德性);另一方面有以程一为代表的重分析、强调格物致知(道问学)。朱熹则努力调和两者的偏差,强调“心与理一”、“格物”与“涵泳”的统一。这一整合是朱熹适应时代大潮流和学术内在规律的结果。因此,朱熹(包括美学)的真正价值和学理意义并不在于阐释这种“孔颜乐处”,而在于如何实现这种境界之方法论的探讨和研究。这一点恰好是朱熹超越前辈之所在。为此,有研究者认为“朱子治学的最高目标,是‘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这是一种直觉的境界;而同时又以‘析之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尽之其大而无余’(《大学或问》)为理想,他实很致力于分析与综合。家中,思想条理最清楚的,乃是朱子。……朱子的哲学方法是直觉与理智参用,虽甚注重直觉,而亦注重理智的辨析。”“中国哲学中,程朱的方法论,可以说是最详密的了。”[33] 张岱年在这里所说的“直觉”和“理智”代表着人类思维的两种基本方式,前者多重“情”,后者则重“理”,两者之间是一对尖锐的矛盾。而在朱熹的整个哲学体系(包括美学)中获得了统一和圆融。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诸多命题中获得具体形象的把握。如“理在气中”“心与理一”“格物致知”“心统性情”“文道合一”“气象浑成”“涵泳自得”等。具体到美学及领域就是强调“理”与“情”、“法”与“我”等如何统一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朱熹不像其理学前辈那样有过分压抑情感的方面,而对情感有了一种较为平和的态度。主张“文从道中流出”、“感物道情”、“心统性情”、艺术的本质是“吟咏性情”,认为“情”(文)也是自然之“理”(道),是与“性”具有同等意义。这一对“情”的认可与重视,必然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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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两种结果:阳明心学开启的明清浪漫主义思潮和明清之际的重理性、重情理统一的思潮。前者以李贽、徐渭、“三袁”、董其昌、汤显祖等为代表。后者以王廷相、王夫之、叶燮等为代表。

总之,朱熹的美学既整合了前辈美学的成果,是一种明显的集大成者;同时又开启或引发了明清美学的内在激荡和稳定,这同样是一种集大成者。只不过后面的集大成是逆向的,即由朱熹的整合中出现的内在矛盾所引发的。由此,朱熹美学研究的深入必将使我们对中国美学精神会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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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陈寅恪. 邓广铭〈宋史职官之考正〉序[J]. 金明馆丛稿二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245页。

[2] 杨渭生. 两宋史研究[M]. 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第1页。

[3] 冯天瑜等. 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第634页。著者认为中国由唐入宋,中国文化也出现了一次大转型,“即从唐型文化转向宋型文化”。当然这两种区分体现出唐、宋文化各自的特色,而并未表示两种文化的高低之属。文化形态的转型也带来了学术形态的转型:汉学转向宋学。

[4] 我认为中国古典美学本质上是一种以为主导的,兼融道、释思想的人生美学体系。因此,我将中国古典美学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先秦——中国古典美学的形成期;汉唐——中国古典美学的发展期;宋明(清)——中国古典美学的成熟期。这三个阶段恰好与中国儒学的辩证发展道路相适应。所以,我对李泽厚《华夏美学》[M]以真正体现传统“礼乐文化”的儒家美学为中心来研究中国古典美学的思路是比较赞同的。至于具体时代的美学范型(先秦儒学美学、美学、诗经美学、屈骚美学、两汉经学美学、魏晋玄学美学、隋唐佛学美学、宋明理学美学、晚明自然人性美学、清代朴学美学等)也只是这一儒学美学大潮中的美丽浪花,并无实质的不同。真正的不同则在于近代,西学的大规模东进,才使之真正失衡。

[5] 关于宋代的人文之营造,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M]中对其有过精彩的论述。(参见该书的第七章)另杨渭生等著的《两宋文化史研究》[M]更是全方位地展示了宋代文化的特色。(全书75万字)

[6] 关于宋代思潮的盛况,在清代的学者黄宗羲等著的《宋元学案》[M]那里可见一斑。石训等著《中国宋代哲学》[M]比较全面地展示了宋代哲学的发展盛况。全书分为八篇,凡四十八章,介绍重点人物多达五十二人次,约110万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7] 就的形态而言,宋代比前代有所变化,从个体性的宫廷艺术走向大众化的市民艺术(“雅”走向“俗”),因此,以“瓦肆”、“话本”为代表的艺术形态成为了宋代艺术的主流形态。就艺术体裁而言,与“唐诗主情”不同,而“宋诗主理”;散文都注重“理”之阐发;文人画更注重个体的“情意”和“理趣”等。这些都是前代所没有的。

[8]; [清]黄宗羲. 明儒学案[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第1083页。

[9] 任继愈主编. 发展史·隋唐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第2-3页。

[10] 参见钱穆著的《朱子新学案》[M](成都:巴蜀书社.1986. 三卷本)以及相关的著作。

[11] 霍然《宋代美学思潮》[M](长春:长春出版社.1997.)虽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美学断代史著作,但为宋代美学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活的资料和某些新的思维方式。能将朱熹给予足够的重视可见其慧眼和胆识。

[12] 莫砺锋. 朱熹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第11页)着重对朱熹的文艺活动进行了较为细密的考察、论证和分析。尤其是对朱熹大量的艺术创作及其艺术成就给予了深入的剖析与高度的评价。从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活生生的朱熹,一个紧跟时代、敏锐把握时代脉搏的艺术大家。例如作者对朱熹创作中大量吸收民间文艺形式的作品,表明朱熹审美趣味的多样性与审美思想的开放性特征。(主要参见该书的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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