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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与西方科学的输入和(4)

2013-09-02 01:19
导读::科教论文网毕业论文论文网 经济主战场的确定,使得我国“科普工作和经济建设结合日趋紧密,”而且“各地实践表明,这种技术与经济的结合,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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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主战场的确定,使得我国“科普工作和经济建设结合日趋紧密,”而且“各地实践表明,这种技术与经济的结合,赋予了科学技术的普及以强大的内在动力。”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高潮的来临,我国的科普工作,尤其是农村科普工作进入了一个兴旺发达的时期。在科协三大召开之际,全国已组织成立了4.1万多个乡镇科普协会,6万多个专业技术研究会。“他们在各级科协和学会的支持指导下,从技术承包入手,通过科普宣传、技术服务、技术示范和技术培训等群众欢迎的形式,由技术能手牵头,普及适用技术,带动广大农民科学务农,开辟新的生产门路,脱贫致富,” 这一时期,中国科协共创办乡镇农民技术学校13000多所,参加生产技能培训的农民达到8000多万人次。至此,随着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的大量建立和发展,全国完整地建立起了以县科协为枢纽,以乡镇科协(科普协会)、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为基础的农村科普网络体系,各种各样的技术培训、科普宣传、科技扶贫、技术服务等项活动得到了深入广泛地开展。科普的手段、形式也日趋多样化。80年代初开始推广使用的科普宣传车发展极为迅速,这种科普宣传车装备有电影、广播、展览等设施,专门运送科技人员携带科普资料下乡开展科普工作,到1987年一度增至638辆。日益增多的科普车奔驰在全国农村各地,对“老、少、边、穷”地区产生的效果尤为显著,很受当地农民的欢迎。同时,大量的科普配套服务机构也纷纷建立起来,科普服务事业得到很快发展。
这一时期,科普的研究、创作、出版事业也恢复了勃勃生机。中国科普创作协会、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科普研究所的前身)相继成立。1978年,科普出版社重建,在此后10多年里科普出版社共出版科普图书2000多种,累计发行2亿多册,先后创办、恢复和出版了科普期刊7种,即《现代化》、《知识就是力量》、《科普创作》、《科学大观园》、《大自然》、《中国科技史料》、《气象知识》等。 同时,全国各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科普读物,有的发行量高达几百万册,并且科教电影、电视片也纷纷问世。仅1979年和1980年两年出版的科学小品集、科学电影剧本、科学童话、科学幻想小说等就远远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十几年里的总和。全国科协和学会系统主办的科普期刊达到76种,科技小报42种,加上其它部门和单位所办的科普报刊、科学副刊、专栏等总数不下几百种之多。 1984年,我国十大畅销书中就有两种是科普图书,一本是《迎接新的技术革命──新技术革命知识讲座》,发行142万册,一本是《养鸡500天》,发行123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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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时期里,随着我国科普事业的复苏和蓬勃发展,对科普的理论认识和探讨也提上了议事日程。1978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上,会议代表发出了建立科普学的呼吁:“科学总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我们已经有了二十八年科普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什么不能大胆地把这些经验上升为理论,提出‘科普学’这一名称?” 1979年,在成都市科普创作协会学术年会上,周孟璞、曾启治宣读了论文“科普学初探”,初步探讨了我国科普学的研究对象、内容、方法以及科普学与科学学、教育学等其它学科的关系,并建议从理论科普学和应用科普学两个方面开展研究。在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曾二人再次提出了创立和开展研究科普学的问题,得到了一些参会代表的赞同。这样,建立科普学的问题就在我国公开提出来了。
科普学的提出引发和促进了对我国科普工作的理论总结和探讨。同时,我国一批久负盛名的科普作家、科学家的科普作品选集、文集相继出版,对我国科普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实践和理论问题,如科普工作的重要性、科普工作的内涵、科普与科研、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等等也纷纷发表见解。钱学森认为,“学”就是要找出一点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科普学实际上是科学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性质上也是社会科学,是科学社会教育学。 袁清林则通过把传播学上著名的R•布雷多克模式的7个问题(即谁,说了什么,在什么情况下,为了什么目的进行,通过什么渠道,对谁,取得什么样的效果),转化成为科普学体系结构的7个要素,从而从传播学的角度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和自谐的科普理论体系框架。 我国的传统科普观也因而在这一时期得以逐步形成。在我国,科普是“科学技术普及与推广”的简称,也就是说科普“不仅要普及科学知识,而且要普及应用技术。” 因而,“普及科学知识,推广科学技术,使科学家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就成了我国“传统科普的概念。” 纵观我国科普事业,可以看出我国科普工作大致涵盖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进行科学技术的宣传;第二,通过学校教育传授科学技术的基础知识;第三,围绕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通过职业培训,传授推广生产中的实用技术,即科普宣传、科技教育和科技服务。相应地,我国科普工作的重点对象是领导干部、青少年和广大农村群众。在传统上,我国的科普事业主要是配合政府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来开展工作,其中大部分时期里科普工作的主要内容是紧紧围绕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通过普及推广实用生产技术达到增加产量、发展经济的目的。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2-5 反思探索时期(1990—1998)

1990年9月,中国科协管理中心首次在我国进行了全国性的公众科学素质的试调查,由此开了对中国公众科学素质进行调查并进行国际比较的先河。1992年中国科协和国家科委有关部门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对我国公众的科学素质进行抽样调查,调查结果首次收入《中国科技指标》(中国科学技术黄皮书)。 此后,每隔两年,即1994年、1996年中国科协均对我国公众的科学素质进行抽样调查,其结果以及与世界多国公众科学素质的对比情况受到国内、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中国公众科学素质的低下水平日益引起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注意和忧虑,加之90年代初,中国社会上掀起一阵阵封建迷信、反科学、伪科学的浪潮,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和潜在的隐患。迷信、愚昧、反科学、伪科学活动的日趋泛滥、频频发生,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这些与现代文明相悖的现象,日益侵蚀人们的思想,愚弄广大群众,腐蚀青少年一代,严重阻碍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因此,采取有力措施,大力加强科普工作,已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 与国外相比我国公众在科学素质方面的巨大差距,以及国内面临的严峻社会现实状况促使人们把更多希望的、同时还有审视的目光投到了科普工作上。我国的科普工作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思索、学习、再发展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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