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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接受美学的产生在文学理论界引起了巨(3)

2013-09-10 01:12
导读:然而,凡事要讲求分寸,关照读者更是如此。如果译作与读者的定向期待完全叠合,则难以满足读者求新求异的心理和对译文陌生感的需求。切斯特曼(

  然而,凡事要讲求分寸,关照读者更是如此。如果译作与读者的定向期待完全叠合,则难以满足读者求新求异的心理和对译文陌生感的需求。切斯特曼(Chesteman)提出“期待规范”,认为译语读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容忍译文中流露出来的原文语言形式或思想内容的异质性,甚至对这种异质性有一种期待。译者“说得太白”“解释得太多”,无异于将一杯色、香、味俱佳的咖啡弄成了一杯淡淡的白开水[21]。因此,“从作品来看,他总是要激发读者开放某种特定的接受趋向,唤醒读者以往的阅读的记忆,亦即唤起一种期待。读者带着这种期待进入阅读过程,并在阅读中修正、改变或实现这些期待。作品要被读者接纳,必须满足他们的需用,符合他们的期待视野;另一方面,也要打破读者,超越读者,创造读者”[22]。显然,译者应该提升、苛求、拓展读者的期待视野,开拓读者的认知接受视域,增强读者接受他者文化异质因子的能力。
  正是从这个角度,傅东华先生所翻译的《飘》成了译界批判的靶子,其中人名和地名多是中国化的。主人公Scarlett O. Hara归化为“郝思嘉”,美国名城Atlanta(亚特兰大)归化成为带有中国地名特色的“恶狼陀”,原文中的人物“阿毛”、“蝶姐”、“方老太太”、“汤家兄弟”仿佛不是生活在美国南方的西方人,而是一群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给读者一种古怪的感觉,从而影响译作的艺术感染力。
  由此可见,在翻译实践中不能也不可能永远只遵循一种原则或采用一种方法,也不可能有任何译作完全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或完全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过度的异化或归化都有损译文的质量。因此,在翻译中应把两者统一起来。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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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钟书先生曾说过:“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渡越过那许多距离,安稳的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23]翻译既然天生就有这样的“距离”特质,文化传承中就“难免有得有失,存留诸多遗憾,只是译者别忘了自己的责任——在得失之间找到平衡,把遗憾减少到最低限度”[24]。
  从以上所讨论的接受美学来看,译者所要做的就是从读者的角度出发,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需要,对于读者的阅读情趣和接受能力,译者不仅有迎合的必要,更负有提高的责任;既要做到使译文符合读者的期待视野,又要使译文具有开拓读者认知接受视域的作用。试想:如果译者在翻译中一味只顾迎合读者、讨好读者,把异域文化“归化”成中国味十足,那中国读者又怎么能充分了解异域文化呢?因此,好的译者一般并不仅仅是迎合读者的情趣,而且还很注重去影响读者、提高读者,让读者更充分地了解异域的语言文化,更充分地领略原作的美学价值。在语言文字的处理和转换中除了要尽量向原作靠拢外,还应尽量关照译文读者的兴趣和感受,使译文尽量向目的语读者倾斜,提高接受效果,做到异化和归化的动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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