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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于有限中见到无限,又于无限中回归有限。它的意趣不是一往不返,而是回旋往复的。唐代诗人王维的名句云:“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韦庄诗云:“去雁数行天际没,孤云一点净中生。”储光羲的诗句云:“落日登高屿,悠然见远山,溪流碧水去,云带清阴还。”以及杜甫的诗句:“水流心不竞,云在意居迟。”都是写出这“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的精神意趣。“水流心不竞”是不像欧洲浮士德精神的追求无穷。[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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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典文艺精神是意趣为主,它是在一个物件中见出它种物件,在有限形象中体察关于无限的意义。即以作为永恒的文艺主题的人生苦短来说,唐代诗人张若虚笔下是“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李白笔下是“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在这里是以月的恒久性来作为了人生短暂的对衬,由物是人非的感触表达了严肃的主题。同样的主题在西方文学就有完全不同的风格来表达。我们可以从t·s·艾略特的代表作,同时也是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原因的《四个四重奏》(1943年)中的一段来作为对比,其间差异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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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过去和现在
都曾经是未来,
一切的未来,
都会成为现在和过去。
所有时光皆为永恒之现在,
所有时光亦弃我不可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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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略特诗作迥异于中国唐诗那种形象表达,它是以直白的方式来阐明自己的人生意识也有浓烈的“诗味”。在以上的五、六句,既说所有时光都是此刻,又说它是不可追的,这体现出“诡论语言”[14]的特征。在艺术上,它与前引唐诗都是诗中典范,只不过两者风格不同。唐诗表达被具体意象包裹,而艾略特诗作是直接用诗人的哲思作为诗作原料,两者都有一种“意”,这种“意”得从中西文化的差异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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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阐释是在这种种阐释方法的导引下呈现的。应该说,阐释方法既可以给文艺阅读一种必要的借鉴,同时运用不当也可能对阅读造成干扰。从这个意义上看,对于作者、批评家和普通读者都进行一些阐释方法的说明,这对于文艺的批评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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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74
[2] ; 斯塔夫里阿诺斯《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14页。
[3] ; 转引自k·克拉克和m·霍奎斯特《米哈伊尔·巴赫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49页。
[4] ; 《孟子·告子(下)》。
[5] 《论语·阳货》。
[6] 孔颖达《经解篇·正义》。
[7] 朱熹《答陈体仁》,见《朱子语类》卷三十七。
[8] ; 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115页。
[9] 西奥多·罗斯托克《信息崇拜——神话与真正的思维艺术》,中国对外出版公司1994年,第96~97页。
[10] e·b·tylor:primitive culture《文化原理》,new york herry holt,1888,p.1
[11] 转引自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john b·thompson:ideology; and; modern; culture;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p.131。
[12]; richard; carvey; brown:society; as; tex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13] 宗白华《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见《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5页。
[14] 克·布鲁克斯《诡论语言》,见《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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