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否认马克思有自己的“人学”的人，(2)

　　但马克思的这些心理描述只有出发点的意义，而决不是心理主义。胡塞尔也说：“原初的问题是主体的心理学的体验和在这体验中被把握的自在现实之间的关系”〔14〕。心理主义却仍然是一种自然主义。马克思从心理学出发，是为了从中推出异化劳动的“第三个规定”，即哲学上的规定。换言之，他对劳动异化现象的自然主义描述和心理主义描述都进行了哲学的提升，运用“本质直观”将之归结为劳动产品的异化和劳动活动的异化，又通过“本质还原”而达到了对人的本质及其异化的现象学层次的规定。

　　对人的本质的现象学还原

　　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第三个规定是说，劳动异化在哲学上意味着人的类本质的异化、或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那么，什么是人的本质或类本质呢？这从劳动异化已有的两个规定中即可以推出或“还原”出来：“这不仅是说，人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把类——既把自己本身的类，也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是说（这只是同一件事情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己本身当作现有的、活生生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15〕；“人较之动物越是万能，那么，人赖以生活的那个无机自然界的范围也就越广阔。从理论方面来说，动物、植物、石头、空气、光等等，部分地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部分地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都是人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是为了宴乐和消化而必须事先准备好的精神食粮；同样地，从实践方面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16〕。人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都与自然界不可分离，整个自然界都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自然主义—人本主义”，二者的统一就是作为人的类本质的“社会”。社会并不象人们通常理解的，只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相反，它是整个自然界与人的统一体。“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17〕。向这种“社会”、即向人的类本质的复归则称之为“共产主义”〔18〕。

　　马克思对人的社会性本质的这一还原，与国民经济学和以往一切自然科学使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相分离、相对立的自然主义有根本的区别，它还原到了人与自然本源地相统一的“事情本身”，具有任何人无法否认、无法回避的直观的明证性。胡塞尔说：“真实的明证性伸展得有多远，被给予性伸展的也有多远”〔19〕；马克思也说：“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本质力量之一的确证……因为对我说来任何一个对象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能感知的程度为限”〔20〕。

　　正是以人的这种直观本质为衡量标准，马克思才真正把握到了异化劳动的哲学本质：“人的异化劳动，从人那里（1 ）把自然界异化出去；（2）把他本身，把他自己的活动机能， 把他的生命活动异化出去，从而也就把类从人那里异化出去：把它对人说来的类的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21〕。换言之，劳动异化和人的本质的异化只是对人的本来的、本源的“类本质”即社会本质的一种偏离，一种“变样”；但正是这种偏离或变样本身，恰好直观地显现出了人的本源的普遍性本质；正是人在异化劳动中对自然从自身异化出去这点感到痛苦和不自由，恰好直观地表明人的本质本来应当是与自然界相统一的活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性”〔22〕。在这里，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在人类历史上是否确实存在过这一点并不重要，而且很难说马克思在这里有意要用原始社会或人的“原始状态”作为衡量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尺（如同卢梭和自然法派所做的那样），相反，他还批评了这种本质上仍是自然主义的做法，认为这“什么也不能说明”〔23〕。自由自觉的活动在马克思那里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但不是一个表面的、自然主义或心理主义的事实，而是更深层次即现象学层次的、透过自然主义和心理主义而呈现出来的普遍事实，是在不自由的、盲目的甚至动物式的人类活动（异化劳动）的种种变样中仍然顽强地体现着、并归根到底构成了这些不自由的活动的内在根据和背景的本质事实，它是凭借“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直观”才从“眼前的东西”中发现出来的。

　　人的本质的意向性结构：对象化和人化自然

　　通过这种本质直观的方法，马克思进一步确定了人的类本质的意向性结构。他指出：人“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直接把人跟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实际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这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的自我确证”〔24〕。因此，“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25〕。这样，人的生命活动、他的类本质便体现为一个“对象化”的意向结构，即自然界“表现为他的创造物和他的现实性”，“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的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象在意识中所发生的那样在精神上把自己化分为二，而且在实践中、在现实中把自己化分为二，并且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26〕。所以，劳动作为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活动，必然在意识中和在现实中都具有自己的意向物，即目的〔27〕，并且必然按照自己“内在的尺度”（美的规律）来构造对象。未经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构造”的自然界，与人相对立、相外在的自然界，是抽象的自然界，本质上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产物，它不具有直观的明证性或“自我确证”性。这种脱离人的活动和抽象自然科学的对象，作为“有别于我的另一个存在物”，在其抽象的追溯中必将导致上帝、神或金钱拜物教的幻觉。它并不具有表面上那种不可置疑性和被给予的事实性。我们必须将这种抽象的（独断的）存在置于括号之中，而从直接的明证性即人自己的感性活动出发，才能阐明这种存在的真正根基。也就是说，真正的自然是人化的自然界、感性的自然界，是人的感性的意向对象。“感性（参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的意识和感性的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它才是真正的科学。全部历史都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作为人的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所做的准备”〔28〕。人作为自然的、感性的存在物，意思是说它一方面是有对象的存在物，另一方面又是“对象性的”（即作为其他存在物的意向对象的）存在物；换言之，他的对象同样是一个具有自己意向对象的存在物，是一个人化了的自然物或一个对象化了的人，是另一个人（或人—自然）。所以，说人是感性的，也就等于说人是社会性的，从本质上说，人是“主体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