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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老旧的话题了。你要再谈,未必出得了(3)

2013-10-16 01:17
导读:如上所见,萧师毅当时就是带着一种博大的仁义之心在德国各地作报告,安慰受难中的德国人。我仍旧要说作为个体的萧先生诚心可鉴,也是无可指责的。

如上所见,萧师毅当时就是带着一种博大的仁义之心在德国各地作报告,安慰受难中的德国人。我仍旧要说作为个体的萧先生诚心可鉴,也是无可指责的。然而,我们在这里不得不承认一点:好在蒋介石先生的主张和萧师毅先生的仁义之心没有成功地被推广到欧洲大陆,要不然,欧洲的战争受害者和受害国连一点补偿苦难的机会都将被剥夺掉了。

实际上,就思想态度而论,萧师毅在文章中透露出来的恐怕仍旧是一种“中国文化优越论”或者“中国文化救世论”(但愿我这不是乱扣帽子)。前述的萧师毅的侠义心肠显然也是与这种救世态度相关联的。在他这篇短文中,萧师毅也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这种态度。他说他之所以与海德格尔合译老子,是因为他坚信老子思想有利于战后西方世界的反思。他甚至费心设计了弗莱堡城市公园里一只对空袭有预感反应的神奇的鸭子,并且说这种在我们东方人看来十分自然的神奇现象,西方人是理解不了的。他设定:海德格尔的思想对许多西方人来说是多么怪异,多么难以理解,而对东方人却是不成问题的了。到文章的最后,萧师毅殷切地“希望西方人能从海德格尔身上学到一点:如此真诚、如此开放和如此毫无保留地去探究我们亚洲人身上传承下来的那种真理”。号召欧洲人学习东方文化,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但前提是:不要预先摆出一副救世姿态,设定西方文化已经没有出路,而东方文化是世界之最,是世界文化的归宿。

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对话势在必然,而且实际上早已经在展开中了。海德格尔说这种对话的先决条件是欧洲传统对自身的深入理解。这从海氏角度来讲固然不错,特别是因为今日世界文化的主流和主体是西方技术文化,而这种文化的源头在古希腊,所以实施“返回步伐”(回到希腊去)便成为海德格尔对思想的一个基本要求。但我在这里想补充的一点是,这种对话若要获得成功,除了对话者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深入理解外,还需要的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平等和公正观念的建立。具体一些讲,首先,对话双方(或者多方)应当努力摆脱掉“种族中心主义”的陈旧立场(无论是欧洲中心主义还是亚洲或东方中心主义),构造一种平等的交往和商谈秩序;其次,应当确立一个非情绪的、基于共同人性的、合乎人类共同利益要求的、因而具有普世意义的公正观念。若没有这两点,则对话仍旧难免成为一种事实上的独白。

令人遗憾的是,事至今日,在中国学界,我们能听到的声音一仍其旧,不是“西方中心主义”(所谓“全盘西化”)的呼声,就是“东方中心主义”(“中国文化救世论”)的主张,而且更多地似乎仍旧是后一种主张。“中国问题”还没有解决,就急着忙着要去解决“世界问题”,要为全世界指出出路和方向,要去“解放全人类”了。这些年来不断涌现出来的弘扬“孔子仁学结构”的主张、“河东河西”的预言、“新世纪呼唤新孔子”的要求,在我看来都还是四海之内以我为大、你有物质我有精神之类的阿Q精神的发扬广大。就学理面而言,令人伤心丧气的是,我们在一个半世纪以来居然没有什么长进,仍旧是一派洋务姿态!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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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本文未发表过。

[2] 载G.帕克斯编:《海德格尔与亚洲思想》,檀香山1987年,第47页以下。

[3] 参看张祥龙:《海德格尔与天道》,北京1996年。也可参看拙著《说不可说之神秘》,上海1994年;另见本书中的“道·道说·道路”一文。

[4] 珀格勒尔:“再谈海德格尔与老子”,载《现象学》(《现象学》特刊),弗莱堡1999年,第113-114页。

[5] 贡特·纳斯克编:《回忆马丁·海德格尔》,弗林根1977年。

[6] 萧师毅:“我们在木材市场会面”,载纳斯克编:《回忆马丁·海德格尔》,弗林根1977年,第119-129页。

[7] 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通信集(1920-1963年)》,美茵法兰克福1990年,第181页。

[8] 珀格勒尔:“再谈海德格尔与老子”,载《自然现象学》(《现象学研究》特刊),弗莱堡1999年,第112页。

[9] 海德格尔:《讲话与生平见证》,《全集》第十六卷,海尔曼·海德格尔编,美茵法兰克福2000年。该卷按照时间顺序收录了二百九十篇海氏毕生(1910-1976年间)的讲话、致词、文章、书信、诗作、谈话等材料。

[10] 根据H.W.彼茨特的报告,当作家恩斯特·荣格尔1966年准备赴远东旅行时,海德格尔曾以老子第四十七章(“不出于户,以知天下……”)的德译文相赠;彼茨特认为这个译文是海德格尔自己做的。但显然,这也仅仅是彼茨特的一个假定和猜测而已。参看彼茨特:《迎向一颗星——与海德格尔的交往和对话》,法兰克福1983年,第191页。

[11] 参看张详龙:《海德格尔与中国天道》,北京1996年。

[12] 参看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全集》第十二卷,美茵法兰克福1985年,第89页。

[13] 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全集》第七卷,美茵法兰克福2000年,第41页。

[14] 海德格尔:“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熊伟译,载《海德格尔选集》下卷,孙周兴编,上海1996年,第1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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