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首页哲学论文经济论文法学论文教育论文文学论文历史论文理学论文工学论文医学论文管理论文艺术论文 |
;
;
;
;
这一来自西方的、对严复自由观的“目的抑或手段”的质疑，使一些学者发现，原来严复的自由主义不仅与穆勒的自由主义大不相同，而且，在处理“个人与群”个人与国家的自由关系时，还是“大有问题”的。于是，不少人开始步其后尘，比照穆勒的《论自由》文本以及包括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古典学在内的西方各色自由主义论，考察严复的自由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差异与差距；同时，又从中国文化传统中，追究严复“没有把个人自由作为目的”的“所以然”，甚至开始质疑严复“以富国强民为目的”的自由观的“意义”。综其要，大抵认为严复在救亡的威胁下“大声疾呼舍己为群，己轻群重，重视‘国群自繇’，这样一来他的思想虽然不具有集体主义的色彩，也肯定个人自由具有的终极意义，却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李泽厚所说的‘救亡压倒启蒙’的特色，而忽略了强调群体的观点对个人自由可能会有的威胁”墨子刻序，。
严复的自由主义所服务的目的，一开始就偏离了斯密为其自由主义经济学所所规定的目的。
在众多中国学者仍把自由主义视为富国强民的手段，或者把富国强民当作引进西方自由主义的最终目的时，史华兹教授以西方学者的眼光，敏锐地发现了严复的“自由主义”其实也是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不同点。尽管在对严复的“自由主义”的价值判断上，史华兹教授又难免陷入西方文化的云雾中，未能准确把握严复“自由主义”的中国文化内涵，但对于广大“身在此山中”的中国学者而言，这一发现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然而，却很少有人比照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探究严复“把个人自由置于国富民强大前提之下”在中国文化传统上的“所以然”；更少有人反思一下严复以及以严复为代表的大多数中国人，可不可能认同并实行穆勒那种“把个人自由主义作为目的”的个体本位自由观。
事实上，史华兹教授在用西方人的眼光审视严复的“自由主义”时，一方面指出了严复“自由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的最大不同之处；另一方面，也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对中国式的自由主义提出了一个“伪问题”——根据波普尔的“证伪学说”，不能证伪的命题决非“命题”，而指责严复“没有把个人自由作为目的本身”，对于中国文化而言，显然是无法证伪的“伪命题”。因为在中国伦理本位文化传统中，个人与群的关系从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用严复的话说：
中国理道与西法自由最相似者，曰恕，曰絜矩。然谓之相似则可，谓之真同则大不可也。何则？中国恕与絜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
[4](P3)。但对于中国人的“自由意志”而言，在家国同构、伦理本位的文化体系中，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存之道”，所谓“一枯俱枯，一荣俱荣”，就是指中国人大大小小、圈圈相套的血缘拟血缘群体的生存与繁衍模式。所以，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没有比以大大小小的圈子构成的群体本位文化生存的“自由”更可贵的自由了。故中国文化曰恕，曰絜矩，提倡“张公百忍”，无论用今天的西化了的自由观来看多么“不人道”，却是实实在在地运行了数千年的中国式的“仁道”——中国人的生存之道。正如中国谚语所说：“人有人道，蛇有蛇道”，“和尚有和尚的经，强盗有强盗的理”。两种不同类型的文明，各有各的特质，生发之道也就各不相同，怎能硬将乌蓬船划到铁轨上去行驶呢？起码，在近代以前的中国人观念中，没有因此而产生过强烈的“不自由”的感觉。用金岳霖的逻辑来看，在自由意志与因果关系的关系上，其实存在着诸多的“可能性”。自由与不自由，实在是一种活的感觉，一种因人而异、因时因地而异、因文化而异的感觉。就是我们把传统中国人都看做“有自由意志”但“受到现实环境约束”的，也还存在着“不觉得不自由，也不觉得自由”、“觉得自由”和“觉得不自由”三种关系可能性；更何况，在一个提倡着“恕”与“絜矩”的文化中，个人与个人之间，原本就不存在西方人那种建立在个体本位之上，彼此对立、彼此竞争的紧张关系。没有了文化层面的“群己对立”，又何来“己重群轻”或“群己并重”？如果站在中国文化本位立场上看，当中国人民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之时，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生命受到威胁，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化传统面临被西方文化殖民的危机。在这样一个大格局下，富国强民、寻求中国文化传统的穷变通久，不正是每一个中国人理所当然梦寐以求的“个人自由”吗？百多年来中华民族为谋求民族独立与解放而展示出的强大凝聚力与抗争力，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站在这样一条主线上来看严复，他从一开始向西方寻求的，就是包括自由在内的那些能激发起中华民族内在活力、凝聚力与抗争力的异质文化因素，而不是西方文化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