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晚明思想启蒙与西方不同，在西方文艺复(4)

;;; 三、提高士大夫的议政意识，实行舆论监督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平民议政的传统，《左传. 昭公六年》有“作封洫，立谤政”的记载，《管子》有“啧室之议”，刘向的《新序》说:“ 齐有稷下先生，喜议政事。”韩愈撰写《子产不毁乡校颂》，颂扬子产在郑国执政时，反驳禁议者说: “其所善者，吾则行之；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31) 这都作为三代之遗风受到后人的推崇。黄宗羲把士大夫谘议国政，提升为是与非的价值判断，改变一贯崇奉的皇帝圣明的观念。提出: “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学校。”“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并以东汉的太学生的学潮为例说:“ 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宋，诸生伏阙捶鼓，请起李纲，三代遗风，惟此犹为相近，使当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为非是，将见盗贼奸邪慑心於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32); 力求以公共舆论代替天子的独断，极大地提高学校的政治地位，调动士大夫的参政意识，对朝政施行监督，这是前朝列代所不能达到的高度。

还值得注意的是，在提高平民参政意识的同时，还要求皇帝要以平民意识来对待自己的权位，“位在十人之上者，必处十人之下；位在百人之上者，必处百人之下；位在更下者必处天下之下。”(33)唐甄主张“贵为天子，亦可以庶人之夫妇处之”。“入则农夫，出则天子，内则茅屋数橼，外则锦壤万里，南面而临天下，何损于天子之尊? ”(34)要求天子与平民过同样的生活，尽管这是理想主义的期望，但此种言论出现在三百多年前，无疑是石破天惊之论。

尽管历史上并不乏有以天道、礼制、道德限制君权的种种主张，但最终都要求在皇帝的自律中得到落实。黄宗羲、唐甄与此不同的是，力图从权力结构的本身，分解出制约君主的力量，从对君主的他律中实现“抑尊”的主张，这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孟德斯鸠“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思想。当世界走向近代化的十六、十七世纪，西方的、宗教和新的经传教士输入中国，却从未发现有政治思想的引进。这就是说，这样接近“以权力制约权力”的言论，是在没有任何西方政治思想影响下，从中国本土萌生的社会思潮，这比卢梭、孟德斯鸠几乎早一个世纪，正如梁启超在上个世纪20年代说，在“卢骚(今译梭)民约论出世前之数十年，有这等议论，不能不算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35)这在中国并无资本主义，更无革命的情况下，在思想上却超越的发展，先期提出限制君权，改革君主制的设想，表现出启蒙思想的早熟。从“非君”到“抑尊”，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飞跃。

然而，政治伦理启蒙又有它难以超越的局限，表现在早期启蒙思想家的各种方案中找不到新兴的社会力量来制约君权，只能依靠皇权自身的切割: 宰相与天子同议，可宰相是由皇帝取舍，并非民选；士大夫依附皇权的传统很难使他们言论独立，“公其是非于学校”必将沦为泡影；复方镇也没有越出中央和地方是强干弱枝还是弱干强枝的传统格局。同样是权力制衡，是依靠皇权的自身切割，利用封建官僚体系本身行使对皇权的监督，还是实施孟德斯鸠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独立和相互制衡，使三权分立，主权在民? 这一步之遥，却相距一个时代。

中国早期的政治伦理启蒙虽然有唤起人文觉醒的效应，但它以抨击君主专制为主要，最高的社会理想为开明专制，这与倡导人格独立，呼唤主体性觉醒，建立民主制的西方启蒙运动有导向之别。晚明社会虽然活跃着政治伦理启蒙思潮，但是催生新社会力量先天不足，流传的范围也只限于士大夫和城镇居民，广大仍然是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纲常名教在那里有稳固的基础。地主和农民是古老的阶级，坚守小农家园，不能开辟新的生产方式；商人资本流向土地的趋势和商人士大夫化的倾向，使得商人难以成长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拥有大量白银，但多用于粮草折色，田赋、税收、窖藏和商品交换，很少投入生产；个人附着群体的文化模式，士大夫“学而优则仕”的出路，很难从封建藩篱中突围。生产方式的滞后肇成早期启蒙缺少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的社会基础，没有新兴的社会力量。不挣脱层层隶属的封建等级关系，个性的张扬很难上升到人格独立和主体性觉醒的高度，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民权或民主思想，启蒙思想早熟又不成熟。

黄宗羲等一代思想家们，身处明清鼎革之际，目击明朝的衰败而至不可振救，亲身经历国亡、家破、杀身的泣血饮恨，在痛定思痛中发出抑制君权的呐喊，但却缺少现实的条件和经济动因。待到清兵入主中原，重整封建统治，一切又都故态复萌，致使这一启蒙如昙花一现，湮没近三百年。

然而，不现实的早熟思想，却以它的先验性，在后世放出光华。正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题示，终于等到日后的造访者，不过不是帝王，而是新一代的维新志士、革命党人。梁启超、孙中山都曾翻印、散发这篇名著。梁启超说:“ 我们当学生时代，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36)他在80年前考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说:“ 总而言之，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变迁，虽波澜一日比一日壮阔， 内容一日比一日复杂，而最初的原动力，我敢用一句话来包举他，是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 (37) 正是由于政治伦理的启蒙，具有西方文艺复兴时代所不具有的理性维度，从而能超越时代成为现代启蒙的原动力，这早熟而不成熟的启蒙著作，却在新时代成为召唤维新、革命思想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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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陵注略》卷四。

(2)《明史. 田大益传》。

(3)《神宗实录》卷三四九。

(4)《定陵注略》卷五。

(5)《明史. 李三才传》。

(6)《明史. 冯从吾传》。

(7)《明史. 田大益传》。

(8)《明史. (名+隹)于仁传》。

(9) 均引自冯梦龙《明清民歌时调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0) 《敬事草》卷三。

(11)《定陵注略》卷五。

(12) 《明史. 吕坤传》。

(13) 《土地宝卷》，郑振铎编《变文与宝卷选》，商务印书馆。

(14) 转引自王学泰著《游民文化与》绪论和序言，学苑出版社，1999年。

(15) 《明史》卷二三四。

(16)《槐西杂记》，《历代小说笔记选》第三册。

(17) 《郭嵩焘日记》第47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18) 《孟子. 离娄下》。

(19) (20)朱喜《四书章句集注. 孟子集注》卷九 。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