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最知名的加拿大人肯定是白求恩；在中

　在中国，最知名的加拿大人肯定是白求恩；在中国学术界，最知名的加拿大学者应该是弗莱，他的“神话—原型批评”曾对不少中国学者产生影响。长期以来，弗莱的同事麦克卢汉（不知是否出于瑜亮情结，麦克卢汉提及弗莱时，多有些不以为然）属于郭德纲所谓的“非著名”学者，只是进入新千年才名声渐隆。介绍此人，有很多种方法：可以根据他的职位介绍为“多伦多大学教授”，这很容易被忽略，大学教授受人尊敬，却不可能一一被人记住；可以根据他的影响介绍为“电子时代的先知”，更有甚者把他称为“20世纪的思想巨人”，这种称呼引人注目，但是这个时代的“先知”和“巨人”不是少数，而且假冒伪劣的比真材实料的多。所以，我更喜欢以“地球村”、“信息时代”的发明者来介绍他。“地球村”、“信息时代”如今已经进入每一个人的词典，我们甚至以为它们与生俱来。一名学者对人类文明所做的贡献，有时不能用论文或者专著来衡量，那些仅仅对同行有参考价值，他对公众所能产生的最大影响，就是在通用的词典里增添几个词语。有可能他的名字已经隐没，那些词语却会进入每一个人的世界，仿佛现代的仓颉。相比之下，那些单纯在百科全书里留下姓名的更像是“死魂灵”。

学院盔甲

　　麦克卢汉生于1911年，逝于1980年。他是大器晚成者，４０岁才出版第一部著作《机器新娘——工业人的民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下文简称《机器新娘》），５３岁才出版成名作《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下文简称《理解媒介》）。在后者的再版序言里，拉潘姆提及当年的盛况：“只几个月工夫，该书就获得《圣经》那样的崇高地位，其作者就成为时代的先知。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文人，从一个偏远的亭子间突然降临名流的核心圈子。”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出版之前，麦克卢汉经历了漫长的隐姓埋名的时光。

　　我没有专门考察过麦克卢汉最早进入中国是什么时候。诗人钟鸣在《中国杂技：硬椅子》（作家出版社，2003年）的《自序：诗之疏》里提到，1984年在一次港台书展上买到台湾巨流出版公司的Marshall Mcluhan《传播工具新论——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s of Man）。钟鸣表示，在自己的阅读中，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一本书让人振聋发聩的。他称《中国杂技：硬椅子》在方法上有麦克鲁汉的影子，在故事上受到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触发。钟鸣所谓麦克鲁汉就是麦克卢汉，那本书就是《理解媒介》，1992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由商务印书馆再版。两个版本的译者都是何道宽先生，值得一提的是，这位译者在学术界从不张扬，几乎保持沉默，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麦克卢汉中译本都是由他翻译而成。除此之外，他还翻译了相关的麦克卢汉传记。用20年时间跟踪一位异域学者，在翻译不算学术成果（最多也只是打折扣的学术成果）的中国学院制度里，称得上罕见。虽然当下也有一些学者从事类似工作，但是他们选择的翻译对象通常是健在的欧美学院领军人物，这样就可以成为他们的中国代理人，携“大师”以令诸侯。显然，何道宽不属此列。

　　1988年，何道宽在为《理解媒介》写译者后记时曾提到：“中国的知识精英近年著书撰文，频频述及这本奇书，翘首盼望着它的译本早日问世。”想来此话并非空穴来风，当年许多出版计划“与国际接轨”的速度远远大于中国足球，可惜时代风气陡转直下，很多列入出版计划的书籍到现在还未能翻译。《理解媒介》也是在译成四年之后才得以出版，而它的台湾版《传播工具新论》出版于1978年。

　　由于麦克卢汉的著作未能持续引进，他在中国的影响一直是在一个有限的领域内，这个领域就是传播学。他在北美地区拥有巨大的公共影响，《花花公子》曾做过专题访谈，但在中国大陆，他仅仅是一个传播学学者，其他学科的人文学者基本对他一无所知。传播学界对他的认知，除了“地球村”的概念，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媒介即讯息，与通常的媒介研究重在内容分析不同，麦克卢汉特别强调媒介的形式本身提供的信息；第二，媒介是人的延伸，不同媒介延伸着人类的不同功能；第三，热媒介和冷媒介，前者指高清晰度和低参与度的媒介，后者相反，指低清晰度和高参与度的媒介。

　　经过传播学教材的压缩，麦克卢汉已经与其他理论家没有根本区别，都是一二三四、甲乙丙丁。他对热媒介和冷媒介的区分，虽然我曾反复阅读相关论述，依然不知所云。什么是清晰度，什么又是参与度，在麦克卢汉那里被随心所欲地使用着。他把收音机称作热媒介，把电话称作冷媒介；把电影称作热媒介，把电视称作冷媒介。难道收音机是高清晰度的，而电视是低清晰度的？对此，拉潘姆也表示：“完全有把握弄清这种区别意义何在的批评家，可真是百里挑一。”就是这么一个几乎没有意义的区分，居然成了传播学理论的金科玉律。这与其说是麦克卢汉的无能，不如说是对学院制度的嘲笑。

　　虽然麦克卢汉具有超出专业的公共影响，但是他在学院体系里一直只有立足之地，并无太多发展空间，在多伦多大学的30多年仅有七名博士生。他中风之后，校方宣布撤销麦克卢汉主持的文化与技术研究所，其中是否有恶意成分，难以断言，但这至少说明麦克卢汉的学说在学院里水土不服。不少中国读者读了《机器新娘》，开始改变传播学教材赋予麦克卢汉的刻板形象。当年这本书历经六年才获出版，出版之后不过销出几百册，以致于麦克卢汉只能自己购买一千册，有点类似于中国的“自费出书”。在出版之前，麦克卢汉曾感慨：“他们要阉割我的精华，把它搞成古板的教科书式的东西。”《理解媒介》出版之后卖出十万册，或许可以说麦克卢汉的思想渐趋成熟，可是思想是否成熟与图书销量似乎没有关系。这本书在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可能更多得益于麦克卢汉披上了一套学院盔甲。在学院垄断知识传承和知识标准的情况下，只有被纳入学院的知识结构，才能获得最大范围的传播。学院本身就是一个有待分析的媒介。麦克卢汉自己也表示“热媒介和冷媒介”使许多评论该书的学者坠入雾中，但他坚持使用这组词语，这或许是出自他的需要，更有可能是他充分考虑到学院的需要。

　　对比《机器新娘》和《理解媒介》，前者蒙太奇式的语法会让习惯于一二三四、甲乙丙丁的读者不知所云，后者虽然部分保留了这种语法，却有所妥协。《理解媒介》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媒介的宏大叙事，提出“媒介即讯息”、“热媒介和冷媒介”等观点，第二部分则是微观叙事，分析照片、报纸、汽车、广告、电报、电话、电影等。即使如此，这种微观叙事也要比《机器新娘》更为宏大，后者讨论的是报纸头版、盖洛普民意测验、人猿泰山，这对于1951年的读者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理解媒介》的编辑曾经沮丧地说：“你这本书的材料有75％是新的。一本书要成功，就不能冒险去容纳10％以上的新材料。”事情出乎他的意料，《理解媒介》轰动一时，这恐怕得益于它在75％新的之外还有25％旧的，而《机器新娘》备受冷落，大概因为它是100％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