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榮培先生的《中國社會思想史——儒家思想、(3)

假如宋先生通過儒家式社會獨特物質基礎的具體陳述否定了馬克思從單一文化以市民社會為基礎而得出來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則毛澤東也透過中國非市民社會特有的民族歷史環境拒絕了馬克思史太林圖形化的革命路線，而為現代中國推出了成功的革命。（在此，作者集中在20、40年代思想上的變革，本書題旨不便涉及毛澤東後期各種政治運動以至發起文化大革命的悲劇情況。） 毛澤東說:

『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于它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係的。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就是要學會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環境。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這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具體化，使之在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極待了解並極需解決的問題。』

是這種根植在本土文化的攝取，才可以發揮雙文化互為激蕩的創造。我們在宋先生的書中看見更通透更輝煌的靈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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