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政治理论

　　在我看来，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政治理论方面的著述，的确很早就成熟起来，并在与俄国民粹主义、第二国际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的现实斗争中，愈来愈站在了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制高点上；可是，在哲学理论方面却不尽然。列宁的理论出发点不是哲学观念，而恰恰是俄国革命的现实；他对哲学的关注也是源于对现实斗争与科学世界观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在前苏东学术界的传统研究中，对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理解缺乏真实的历史时间性；为了建构和维护一种同质性的“列宁主义哲学”，不惜抹煞列宁思想过程的具体理论质性，而以平滑的同质连续逻辑总体对其进行非历史的思想史定位。特别是在关于列宁最重要的黑格尔哲学研究成果“伯尔尼笔记”① 的思考中，上述传统研究始终存在着两个层面上的问题：一是基于主观预设的“计划构想论”占据着支配地位，二是将列宁20年的读书研究过程变成了一个目的论的实现过程。在今天来看，这显然是一种基于主观主义的平面化的线性逻辑。我在最近的研究中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即：必须承认列宁哲学思想的深刻历史变化的逻辑进程。本文依据我最新提出的思想构境方法，仅就“伯尔尼笔记”中列宁哲学思想的质性认识转换逻辑作一概要的梳理，以期引起更多深入的关注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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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针对前苏东学术界有关列宁哲学思想史研究的问题，我提出列宁哲学思想是一个包含一定的非连续性的分期断代认识。依我的看法，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起点大约是在19世纪末。这一有着内在逻辑联系的思想进程从总体上可以分成三个时段：一是早期，这应该是从1894年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开始，一直到1906年以前。在这个时期中，列宁的哲学思想并不表现为理论学术上的研究和进展，而是表现为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实践家，在现实革命实践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二是1906年至1913年这一时期，我觉得这是列宁研究和掌握哲学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除去日益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列宁已经开始系统地学习和研究哲学理论，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和认识论的基本理论的深入理解中获得了重要的进展。三是1914年开始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主体部分是列宁在1914年到1916年间对黑格尔辩证法和认识论的专题哲学研究，即列宁在“伯尔尼笔记”中的不断变化着的革命性哲学思考。

　　我认为，即使在1894年到1913年期间，即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认识和理解的第一时期和第二时期中，他的思想发展也呈现了一个复杂的转换和深入的过程。关于这一点我会另文专题讨论；在此只是集中地来重新梳理一下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特别是“伯尔尼笔记”中的内部逻辑进展线索。关于这一时期的列宁思想发展，在前苏联学者凯德洛夫那里，生成了对列宁哲学思想的一种带有先验目的论色彩的解读模式。这也就是至今仍然支配着我们研究列宁“哲学笔记”（“伯尔尼笔记”）的传统模型，即所谓列宁写作一部唯物辩证法学术专著的计划构想论。（参见凯德洛夫，1984年，第377-378页；1986年，第314页）正是凯德洛夫关于列宁“哲学笔记”研究的这个“计划构想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成为这一研究领域中重要的理论参照模型，影响甚远。然而，以我自己对列宁20年的哲学学习和研究的文献的深入分析，现在可以断定，凯德洛夫的这个“计划构想论”完全是一种带有意识形态意味的伪构境。这个伪构境以非历史的拟像，制造了列宁关于写作辩证法专著这一并不存在的理论思想史假象，它是经不起严肃的文献学和理论学术的追问的。

　　固然，列宁从登上社会历史舞台开始，便在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指引下，成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经济和许多重大现实问题上，他都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成功地运用到对俄国的革命实践中去，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列宁一开始就在全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上都是成熟的理论家。我认为，哲学就是列宁起初并没有高度重视的思想领域。所以，在1908年以前，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了解，相对于政治和经济学等方面，总的说还是不系统和不够深入的。在一定的意义上，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和观点的认识，主要是依存于他的老师普列汉诺夫等人。在这一阶段，列宁不可能具备哲学学术研究和创造的现实动机和可能性基础。这是其一。其二，1908年，为了反击和批判俄国马赫主义的错误，促使列宁进行了第一次对哲学理论的系统学习和研究，这种学习也只是使他在哲学唯物主义理论方面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可是，与整个第二国际理论家和普列汉诺夫一样，列宁此时还没有真正意识到唯物辩证法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关键性地位。可见，凯德洛夫所说的那个关于唯物辩证法理论的“计划”根本就没有存在的思想条件。这种状况一直到列宁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通信之后才彻底改变。加上现实斗争的实际需要，这才触发了他在伯尔尼决定认真研究黑格尔的哲学，特别是他的辩证法思想，从而给我们留下了重要的“伯尔尼笔记”。

　　而拿“伯尔尼笔记”来说，列宁面对黑格尔哲学的那种艰难的极为复杂的思想实验进程，被凯德洛夫漫画式地改写为一个外在的理论搭建过程。以我现在的看法，凯德诺夫的“计划构想论”只是一种简单性叠加的伪复杂。我的新问题是，在列宁关于黑格尔哲学的读书过程中，他的思考逻辑是否总是同一的？是否如同凯德洛夫所判断的那样，仅仅是一个制作唯物辩证法体系的“计划”的形成和实现过程？我的研究结论是否定的。我发现：在“伯尔尼笔记”中，列宁前期阅读的思考逻辑是一个他性的同一；不久之后，在列宁的阅读和研究深入中，这种虚假的同一性就消解了，列宁自己的思考逻辑中不断出现矛盾甚至是逻辑分裂，其直接结果是列宁自己获得的重要认识飞跃；而在全部研究结束时，列宁在自己的理论小结中又无意识地建构了一种新的非同一性。

　　真实地看，列宁“伯尔尼笔记”的读书过程是一次十分投入的思想实验，这个实验的思考焦点是辩证法。在我看来，相对于专业哲学家、思辨哲学大师黑格尔和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马克思，列宁的这次阅读和研究过程并没有展现出足够的哲学积累。列宁固然很早就已经接受和信仰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他与青年马克思在思想立场上不同的地方，但他并没有完全进入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境界。即使在他完成全部黑格尔哲学研究并达及很深的思想境界时，我们也不能轻易地说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客观地说，列宁通过研究黑格尔，深入地理解了马克思的一些重要观念和基本思考逻辑，在一些问题上他超越了马克思的思考——这恐怕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