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政治理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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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一状况在列宁读书的第二阶段中发生了重要的改变。从文本的内在逻辑走向看，这种变化一开始并不是列宁的直接意图，而是他在阅读进程中的一种被动摄入；然而他越是走近黑格尔，《逻辑学》等文本固有的总体逻辑所产生的新的理论思考场就越是使他靠近马克思。在列宁的阅读进程中，似乎要出现另一条新的读书思路：在列宁原来的阅读思路中，黑格尔是被置于马克思的对立面的，而在这个新的思想情境中，黑格尔的辩证法逻辑（不是唯心主义！）被放在了马克思历史唯物论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同一思路上。在进一步的读书过程中，列宁这一重要理论意向被不自觉地不断加深了。可是，他自己原有的阅读构架仍然居主导地位，所以，在处于第二阶段的列宁的思想中，经常会出现两种阅读构架发生冲突的理论逻辑矛盾现象。我认为，列宁这时的读书视界中已经开始内含着两条不同逻辑的冲突。但在此时，前者还是居统治地位的逻辑，而后者不过是一种新的否定性罢了。显然，列宁阅读黑格尔哲学的第二阶段的理论构境处在一个双重逻辑矛盾的无意识交织进程中，当然，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相互消长过程。在经过一段时间思考之后，新的具有激活作用的点点思想火花终于爆燃为一个全新理论情境。由此，列宁重新建构了他对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语境。

　　在第三阶段阅读中，列宁的哲学思想发生了极为重要的革命性思想转变，这种思想转变由两次重要的认识转变构成。

　　以我的判断，第一次认识转变发生在列宁对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概念论”的“推理”规定的阅读和思考中。在此处，列宁通过一个复杂的革命性思想实验使一种新的读书逻辑——对黑格尔哲学的总体认识和评价的基本看法——突现了，这种思想飞跃正是建立在对原有解读框架的总体否定之上。由此，两条阅读思考逻辑的矛盾和冲突被彻底解决了。然而，原有的读书思路不是被判定为错了，而是成为新的读书逻辑构架中并不和谐的无意识子结构。列宁仍然在批判性地阅读黑格尔的哲学，但这种批判无疑被大大地加深了。同时，列宁终于发现，马克思全部理论的结构性因素之一，是唯物主义地改造了的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辩证法逻辑。一旦列宁的认识发生了重大改变之后，原有的阅读和思想实验所构筑的理论逻辑空间便随即发生重要的格式塔改变，原来作为他者镜像的一般唯物主义被解构了。这种解构的结果是以分裂的形式实现的：一是被深刻理解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逻辑第一次在场了；二是超越了普列汉诺夫所代表的被误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诠释物；三是这种理论诠释物直接转变成了批评对象；四是列宁发现有必要从辩证法加深对康德-马赫主义的批判。我们会发现，当这些重要的理论逻辑参数发生改变时，列宁的思想理论构境自然也会重组。这种新的思想理论构境表现在列宁一系列新的见解和思考中。其中最重要的认识是，列宁意识到通过理解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思想，才能更深刻地接近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视域。列宁第一次如此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的真正科学的辩证法思想，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以这种科学的理论（逻辑）去认识世界、指导实践和改造世界的，从而在新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视界中更深刻地批判了一切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并最终超越了旧唯物主义，实现了哲学的革命。

　　我还发现，在第三阶段的阅读和研究中，列宁思想还出现过第二次认识转变。这主要表现为，列宁在新的理论中对唯物辩证法真谛的真实获得和创造性的发展。由于对黑格尔哲学态度的转变，使列宁在对辩证法总体结构的把握上也随之发生了突变：一个崭新的辩证法理论视界突现了，这就是客观的、现实的实践辩证法的出现。以我的判断，这一次转变发生在第一次转变之后不久，即在列宁研读黑格尔《逻辑学》“概念论”第二篇（客观性）第三章“目的性”之中。在这里，列宁第一次以对比的方式，把自己理解的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进行了总体结构上的对置。列宁的这一重要发现的逻辑前沿的接口是上述关于哲学本体规定上的主体参与性：这种参与不是黑格尔所说的主观理念，而是实践，实践是作为本体论的辩证法基础出场的。我以为，这是理解列宁“伯尔尼笔记”中第二个认识飞跃的关键。他第一次在读书进程中初步领会了人的能动的、客观的实践辩证法在人与对象的关系和外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在其思考语境中，列宁已经达及了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哲学新视界的深层理论逻辑：我们周围的自然是实践的结果，客观的实践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世界观的真实基础，而这一切，又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的基础性原则。并且，在不久之后的第二个对比性的思考中，列宁进一步意识到了实践在绘制客观世界图景，这是最终确定实践辩证法在哲学本体层次上的重要地位。人的客观世界图景不是对外部对象世界的直映，其编织经纬线是改变外部现实，即根据人的目的（需要）变更客体的这些或那些方面和质。

　　“伯尔尼笔记”的第四个阶段，是列宁对自己这一次黑格尔哲学研究的小结。这个小结起始于《逻辑学》一书研读的最后（“绝对观念”章）：它首先以“辩证法的十六要素”的形式出现，然后陆续散落在多篇摘录性笔记、札记和心得之中。

　　与凯德洛夫的观点不同，我认为“十六要素”并不是列宁对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有意识的建构，而不过是对他已经获得的关于唯物辩证法认识的归纳，而且仅仅是对主观辩证法的归纳。离开这一特设语境而将其抽象地拔高，特别是把“十六要素”直接作为客观辩证法的结构，是不符合列宁在这里的思考原意的。有意思的是，列宁在这个小结式的理论要点中，完全没有涉及到他已经在研究和思想实验中发现的新东西，即实践的逻辑。依我的看法，列宁此处的小结并不是为了正面建构一个唯物辩证法理论结构而制定的供进一步发挥的写作计划；它只是简要地概括一下在读书进程中黑格尔哲学给自己印象最深的东西，特别是在辩证法（和认识论）方面的观点。所以，他没有深一步提出辩证法和认识论的实践基础问题。而在不久之后列宁开始的关于黑格尔哲学史著作的阅读中，列宁则再一次确认了自己不久前发现的实践辩证法。他发现了唯物辩证法的逻辑结构，即人的主观辩证法与客体辩证法在运动着的实践辩证法的中介下构成特定的基本逻辑构架。在这里，主观辩证法并不与客体辩证法直接同构，而是与实践辩证法结构同步，并通过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人类实践，“同实在事物的无限多的方面中的一个方面相符合”。列宁深刻地注意到，主观辩证法并不直接映射客体辩证法；只有通过不断发展的实践辩证法（“技术、历史”），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实践功能度中，人们才能在认识的“一定环节”上反映客体辩证法的一定规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