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学界，特别是一些中国思想史和史者，对

日本的学界，特别是一些中国思想史和史者，对小岛祐马[2]的功绩和地位越来越重视了。在日本近代学术史上，他不仅被视为明治维新以来中国思想和中国哲学研究领域中近代学术规范的确立者[3]，而且在京都“支那学”中，也有人将他与狩野直喜相提并论，认为二者一并奠定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风，甚至认为“小岛之后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者，有意无意、或多或少都是小岛路线的继承者。”[4]小岛祐马在日本中国学史上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这与他思想基础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是分不开的。他的思想与学问不仅仅局限于某一种单纯的思想或，而是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和思想性格。小岛祐马的思想基础的形成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和了解其思想基础的主要构成要素，不用说可以增进我们对日本的中国学甚至整个日本近代思想史的认识，至少对于我们深入把握京都“支那学”[5]的特点是不可缺少的。

一、京都“支那学”的继承者与开拓者

提起小岛祐马，首先想到京都支那学这是很的。小岛学问的根本特征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简单地概括的话，恐怕只能说他是京都支那学的继承者和开拓者。他继承了什么？又是如何开拓的？我们可以从他与狩野直喜、内藤湖南及《支那学》的关系来加以说明。

第一，狩野直喜

狩野直喜（1868-1947）是领小岛祐马入中国学研究领域的导师。小岛与狩野直喜相识最初在明治38年（1905）。当时小岛还是京都帝国大学法科大学学生，因为想去中国，便到当时的京都法政专门学校（后即立命馆大学）附属东方语学校学汉语，狩野直喜当时是法科的讲师，周末在这所东方语学校教时事文章（条约、新闻报道之类）。虽然同是法科的师生，但他们并不认识。在课堂上小岛非常敬佩狩野的学识，决心跟他好好。1906年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开始创设，狩野任文科大学教授。小岛祐马从京都帝大法科大学毕业之后，1909年再入京都帝大文科大学，即是因为狩野先生。他想先入选科，狩野认为他有资格直接入本科，从此便开始了他的中国学生涯。

这里不可能详细介绍狩野直喜的中国学“体系”，[6]概括地说他的中国研究有如下特点，第一，严密的考证的方法。以弘扬清朝考证学的方法为己任，同时很早就接受西方的实证主义思想，这从下面他在大学开设的讲义的题目就可以见其一斑:《清朝学术》（1908年）、《清朝经学》（1910、1914年）、《清朝文学》（1912年）、《两汉学术考》（1924年）、《魏晋学术考》（1926年）等。而且他的考证不仅局限于的训诂，而且对实地发现的新材料倾注了热情。如他对敦煌文献的追踪调查等。第二，广泛的视野。他的中国研究涉及的范围从上古到清代，领域从哲学到制度到文学，且兼通西学，熟稔和法语。对中国哲学的研究继承了岛田篁村合注疏、义理、考证三者为一的学问精神，而反对仅凭某种纯粹的来解释中国的学问。[7]第三，经学的立场。狩野所涉猎的领域虽然十分广泛，但是经学的立场非常明确。对文学比如小说、戏剧（《支那文学史》1908年讲、《两汉文学考》1925年讲、《支那小说史》1916年讲、《支那戏曲史》1917年讲）虽然有深入的研究，但其价值不能与经书等同。第四，思想上归宗于儒学。力图在思想上回到孔孟这一儒学的原点。王国维称他为一代“儒宗”，他也自称“儒臣”，多次为天皇讲书，[8]反对霸道，主张德治，祖述孔子之教。

上述狩野中国学的方法与思想特点中，第一、第二点完全为小岛祐马所接受和继承，就涉及的领域而言，思想特别是思想研究是小岛的突出贡献，而对文学则言之甚少。他们都重视考证的方法，但不是为了考证而考证。如狩野对敦煌文献的态度，他认为新资料固然可贵，但仅仅知其为新资料一点则没有什么用，必须能够“活用”[9]小岛祐马则对此作进一步发挥，认为“滥用人们未知的文献而提出所谓新说，这不是学问。对谁都能见到的文献作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发前人所未发，才是学问。”[10]对第三点小岛是持批评的态度。他曾明确表示:“我接受狩野先生的教诲，虽然很受启发，但并不是原原本本地接受先生的学问，出发点不一样。因此，从先生的角度而言，我是异端弟子。”[11]这里的“出发点”，即是指的是“经学的立场”还是“社会的立场”而言，当然小岛是站在社会科学的立场，是以一种学术的态度来对待经书和经学的[12]。第四点归宗于儒，对狩野直喜而言，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先天的。而小岛祐马虽然到晚年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归宗于儒了[13]，但这是他思想批判的结果。两者的意义不同。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小岛祐马既是继承者，又是开拓者。

第二，内藤湖南

有人认为小岛祐马虽然由狩野直喜领入中国学研究之门，却属于“内藤学派”[14]，可见内藤湖南（1866-1934）对他的影响。内藤湖南作为京都支那学的另一支柱，其学风与狩野直喜并不完全相同。

内藤湖南是由小学教师到报刊的新闻记者再到京都大学教授的，其经历和思想要比一般的学者复杂得多。[15]在学术上他深受乾嘉之学的影响，对钱大昕（1728-1804），章学诚（1738-1801）和江户的町人学者富永仲基（1715-1746）等十分推崇。他也不仅仅局限于考证，而认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结论是“摆脱考证烦琐之弊，从文明的批判，社会的改造的见地出发。”[16]内藤史学的时代区分理论在中国学界具有广泛的影响。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从民族主义出发他对中国时局和的关心。他的《燕山楚水》（1900年）、《支那论》（1914年）和《新支那论》（1924年）比他的纯学术著作如《支那上古史》（1944年）、《支那史学史》(1949年)等在社会一般民众中不用说，就是在学术界也更有影响力和震撼力。在《支那论》的《自叙》中明确表示其“代中国人为中国着想”的立场。其立场的“真意”虽然有各种争议，但无论如何其中国论的民族主义的政治色彩是无法抹去的。“政治的言说”和“学术的言说”相交织不仅是京都大学，可以说是整个近代日本中国学的一个鲜明特征。[17]他“为中国着想”所开的处方，只要略举一例便可知道其大概，比如领土，他认为“从政治上的势力来考虑，今天应该缩小”，“甚至宁可一时失去其领土以图内部的统一”。而“解决眼下中国问题的关键”他认为“其表面急转变化顺逆混杂的流水的底层一定有一股朝着一定方向缓慢、沉重、迟疑，而又顽固地移动的潜流。看透此潜流即是解决眼下中国诸问题的关键。”他认为解决中国这一持续、停滞的老大难问题任何试图从中国内部实行的自我革新的企图都是徒劳，这种力量必定是来自外部。他常常被外务省派遣到中国东北等地进行考察研究，他的学术活动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这种“外部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