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学界，特别是一些中国思想史和史者，对(3)

小岛还是京大法科的学生时，就读过河上肇在《读卖新闻》上以“千山万水楼”为笔名连载的《主义评论》（1905年10月1日至12月10日）。他说与河上肇相识是“想向他请教社会主义读什么书好”。[26]这时河上肇已经是京都大学法科的助教授。初次见面河上的“温和亲切”与“纯真的人道主义者”[27]形象给小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之间的亲密友情从此持续了整个一生。小岛祐马最初的文章是为河上肇代笔给同文馆的《经济大辞书》（1910-1915）撰稿。河上肇把自己执笔的关于日本近世经济思想家的条目，如新井白石、荻生徂徕、正司考棋、太宰春台、东洋的经济思想、藤田幽谷、帆足万里、本多利明、松平定信、三浦梅园、本居宣长全部让给小岛写。开始时小岛还是文科大学的学生，便是以河上肇的名义、毕业以后以与河上肇的连名的形式、最后以小岛的名义刊登的。河上之所以请小岛代笔，除了在学问上对小岛的相当信赖[28]之外，也是从关心他的生活出发。小岛毕业后在京都府立一中讲汉学与法制经济的同时，购入大量汉籍坚持“独立独步”的研究，生活上非常拮据，甚至得为隔夜之粮而忧虑。[29]河上也是充分考虑到这一点而以此来给予他生活上的帮助。后来小岛任同志社大学的教授、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的讲师都是河上肇斡旋提携的。关于任京都大学经济学部讲师一事，当时经济学部刚刚从法科大学分离出来，河上就其原委与希望致信小岛祐马说教授会上讨论“九月以后诸科目的任课教师一事，小生推荐学兄任东洋经济学史一科的讲师，未费口舌便一致通过。”“在科目上新设东京大学没有的东洋经济学史、日本经济史等有特色的科目，只要今后努力，是会有希望的。”“此际曲居讲师，恳请接受。”[30]等等。

小岛祐马对河上肇的事情当然也非常关心。对促成河上肇个人杂志《社会研究》的创办小岛祐马起了关键的作用[31]。1918年秋，《大阪朝日新闻》因鸟井素川、长谷川如是闲的笔祸事件遭政府弹压，河上肇作为该报的“客员”也受到牵连，一时失掉了发表意见的阵地。小岛祐马感到“这对于当时正满腔热情着手社会主义思想启蒙的河上肇来说无疑是一种很大的打击。”于是他便和河上肇的弟子栉田民藏一起去河上家问其今后的打算并劝其刊行个人杂志，河上因为担心销路及出版问题而没有同意。从河上家出来之后两人直接找到河上肇的著作《贫乏物语》的出版商弘文堂，单刀直入地问弘文堂的主人（八坂浅次郎）如果河上先生想办个人杂志是否愿意出版，弘文堂很爽快地答应了此事。第二天早晨小岛等便向河上肇报告此事，河上肇当然十分高兴。不仅如此，小岛还将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探索和启蒙活动赋予了“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的崇高意义[32]，并且已经察知今后将遇到各种“意外的故障”及“前途之艰难”。[33]1919年1月20日《社会问题研究》由弘文堂创刊发行。[34]

《社会问题研究》是河上肇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起点。他此时对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日益感到绝望，想专心马克思的经济学。河上肇回忆自己的思想发展时说:“我最初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出发，多年来一直追求安身立命之地，一步一步地接近了马克思，终至最后转化到与最初的出发点完全相反的方向。为完成这一转化，我在京都大学花费了二十年的岁月。”[35]从1908年来京都大学到1928年“三·一五”事件之后作为“左翼教授”被迫辞职，正好二十年。也就是在1928年，他出版了《经济学大纲》，这表明他已经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离开大学讲坛之后，他开始走出书斋，从事实践活动。

小岛祐马虽然不赞成河上肇投入实际运动，然而他理解河上肇的这种选择是马克思学说本身的特质、当时的社会形势以及河上肇自身的人道主义的热情所致。[36]1930年11月19日，河上肇在进行了一年的实践活动之后，在信中向小岛感叹社会人事的丑恶，将这一年的经历比做恶梦，吐露了自己迷途知返要再回到书斋的心声。因为他感到在当时无论出于怎样的善意，运动都难免被诱向非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方向。[37]1932年5月河上肇潜入地下活动之前，他还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专门就小岛《文字训诂中矛盾的统一》一文进行了评论。出狱之后，他们的联系仍然十分密切，特别是河上就读斯诺（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一书的感受给小岛写了一封长信（1938年10月26日），评价该书的作者“虽然没有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无疑对共产主义具有充分的理解和同情”，对此书的浓厚兴趣和高度评价，也表现了河上肇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革命的充分理解和同情。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也是晚年小岛祐马关注的一个焦点。

河上肇、小岛祐马和栉田民藏[38]三人，如果我们把他们的思想交往放到整个近代日本思想史的大舞台上来考察，是非常有趣也意味深长的。在这里虽然不可能详细展开论述，简而言之，对河上肇思想中的人道主义因素，栉田民藏是持批判态度，这促使河上肇决心“一定要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39]而小岛祐马则对河上肇“纯真的人道主义者”形象、“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相融合”[40]的思想、以及对于哪怕是来自自己学生的批判也能够认真听取并不断改进自己思想的这种对学问的忠实追求即通常所说的“求道”的精神充满了敬意。小岛祐马认为河上肇并没有抛却《社会主义评论》以来的人道主义思想，“没能抛弃人道主义，对博士（即指河上肇——引者）来说根本不是什么值得惋惜的事。不仅如此，勿宁说这是非常宝贵的。这是博士之所以为博士，也是我更加敬服博士之处。如果象博士心愿的那样完全成为马克思或列宁（主义）的话，这样作为共产主义的一兵卒而不能有任何选择，这种角色无论如何也不是博士的初衷。”[41]河上肇在《社会主义评论》中批判“物质主义”，主张“人类真正的幸福，应是精神的、道德的”；在《贫乏物语》中“尊奉孔子之立场论富论贫”，将经济问题与人生价值联系起来，认为“财富不过只有作为达成人生目的之手段的意义”；在《社会问题研究》第一册的〈序〉中主张的“作为社会问题根本解决的最后标准，在批评一切社会政策的同时，更将人的道德的完成作为最后的标准”；在《改版社会问题管见》的序中强调“将组织改造的赤马和人心改造的白马完全融合为一匹马”。[42]等等，都对小岛祐马的思想造成很大的冲击或引起很大的共鸣。小岛祐马思想的最后归趣基本上是一种以原始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大同主义、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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