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学界，特别是一些中国思想史和史者，对(2)

小岛祐马初识内藤湖南是在狩野直喜的家里。那是1909年春的一个夜晚。[18]但早在1902年就小岛怀着浓厚的兴趣和“政治热情”读过《燕山楚水》，并且将此书作为自己初识中国的美好纪念长久地秘藏于筐底。小岛祐马如此珍爱此书，并以《燕山楚水》为题来追悼内藤湖南，除了此书作为自己初次游历中国的向导之外，尤为关注其中的“经世之论”。他说:“此后先生这方面的著作还有《支那论》、《新支那论》，曾为我国政府确立对华政策提供意见。我决定专攻中国学之后犹多少有些政治兴趣，与先生会面时常就经世论请教于先生。”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认为内藤晚年各种学说理论在《燕山楚水》时代就已经萌芽。而其中提到的许多著作都是汉学者的入门之书。这对小岛祐马来说自然是受益非浅。比如小岛祐马在《中国思想史》中论述中国古来社会状态的变迁时就引用了内藤湖南“中国古传说的加上说”，而内藤此说是受到富永仲基的《初定后语》的启发，这在《燕山楚水》中已见端倪。对平时内藤湖南在学术上的指点与教诲，小岛也充满了感激之情。由此可见，说小岛祐马属于“内藤学派”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对前面提到小岛祐马的政治热情我们应该作一些具体分析，一方面有对现实政治的关注，这毫无疑问，如他晚年还著有《中国共产党》（1950年）一书。另一方面他的经世论中还含有社会科学概念中政治经济学的意义。如果忽视这一点就很难把握小岛祐马的学问特点。我们不能忘记在研究中国学之前他作为法学士已经在京都大学法科接受过系统的政治经济学。

第三，《支那学》

京都支那学作为一个学术流派的形成，乃是由狩野、内藤二人奠其基，由同人杂志《支那学》促其成。《支那学》的创刊事实上为京都支那学的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学术阵地。

1942年4月，《支那学》刊出第十卷“小岛·本田二博士还历纪念”特别号，在其中的《祝嘏馀录》中，小岛祐马、本田成之和青木正儿三位《支那学》的发起人各自撰文回忆1920年秋创刊当时的情景。[19]就《支那学》的性质而论，小岛祐马说:“最初有人提出把《支那学》作为京都大学的支那学会的机关杂志来办，我们不赞成此说而毅然作为同人杂志来办的理由，一方面想摆脱种种拘束而能自由地编辑，同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考虑到其经营不顺时的责任问题。”对创办《支那学》的原因，本田成之诙谐地说:“同气相应、同类相求的学友抱甕（即小岛祐马——引者）、迷阳（即青木正儿——引者）我们一旦聚集在一起，话题总有骂倒天下、天下的支那学除吾等之外何处有之势。”当时常常喝得烂醉的这些人“有的是中学的讲师，有的是私立大学的教授，谁也没有多高的待遇，因而固穷呻吟，总该有某个机关来发泄其豪气。杂志《支那学》便是其咆哮的地方。”青木正儿也饶有兴味地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支那学》发刊的导火线虽说是我和汇文堂点着的，但其经营全赖小岛兄的尽力，编辑主要由本田兄负责。我仅列三人鼎坐的编辑会议，纯粹是为了等待会议之后的宴饮。宴饮的盛况，——不，其清狂属于机密不可泄露。”“《支那学》即是在陶然微醉之下，我们摇起桨橹向洋洋大海驶去的船只。拙作发刊之辞曰:‘严泉之始毖矣，仅足掬以医渴。至聚成江海，则澎湃之怒涛能跃鲸鲵。谁谓我微、谁谓我弱哉。’值得庆幸的是此严泉由师友之合流遂至江海。湖南先生曾于欧洲视察之时，见那里的支那学者的书斋中也备有《支那学》，这给我们以极大的激励。”关于《支那学》刊名的由来，小岛祐马说这并不是谁特意起的，从一开始大家的想法就是一致的。“因为支那学这一名字最能充分表现京都之斯学，是我们平素用惯了的语言。正当我们认准《支那学》这一刊名之后，得知明治27年已刊行同名杂志，不过发行仅8号便废刊了。再看其结构分为经史子集，各部门之下设时代及事项的小题，刊登与小题相关的连续讲义，最后设文苑栏，载当时大家的诗文，可见其并未脱我邦古来所谓汉学的旧套，与我们所使用的支那学的意义全然不同。”可见，京都支那学与旧汉学的性质是全然不同的。

那么小岛等《支那学》的意义何在呢？我们来看看青木正儿执笔的《发刊之辞》:

“周末有学术讨究之自由，百家竞起，诸学并进，人无高下，学无轻重，呜呼亦可谓盛矣。汉唐之训诂、宋明之理气，各执学柄而靡其世。至前清考据，至民国西学，学亦尚有隆替乎？应神以还，常导我者乃汉学，突如其来而覆之者乃西学，学亦尚有沉浮哉？人之不顾支那学，莫甚于当世，岂彼为彼、我为我，高举晦藏，以洁己而止，可乎？传道者必自进而绝叫天下，同志则招之，蒙者则启之，不可不建王国于纸上，是乃创本志之所以，不必多费其辞。”

综上所述，《支那学》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真正从传统汉学的旧套中摆脱出来，对古典本文不仅仅局限于同情地解释，而且强调一种批判的眼光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第二，《支那学》的周围多为明治10年左右以后出生的年轻学者，他们接受的是近代的学制教育，中国的学问大多是作为一种客观的知识来接受的。这样他们可以自由地选取研究的角度和方法，强调学术研究的自由是他们的共同特点。第三，力图站在比较客观的，学术的立场上来关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他们眼里理想的学者形象是:“实事求是，义理明彻，不恃聪明而向壁虚造，不务易入俗耳以邀世誉。卓然自守，持风气而不为风气所动，斯之谓真读书人。”[20]

《支那学》从1920年9月1日创刊到1947年8月停刊，此期间小岛祐马共在此杂志上发表26篇文章，而在别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一共只有9篇，另外收入讲座丛书或纪念文集的也只有5篇，[21]可见他对《支那学》所倾注的心血。《支那学》停刊两年后，日本全国性的中国学研究组织“日本中国学会”成立了。京都支那学对科学性的严格要求，其实事求是的学风对战后日本中国学的影响自不待言。[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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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读河上肇的来信就可以了解我的一生”

小岛祐马与河上肇之间的交往无论是对小岛祐马还是对河上肇而言，无论从日常生活还是思想感情都是不可忽视的存在。就河上肇来说有人认为他一生中“值得信赖的人都一个一个地背叛了他，到最后没有背叛而值得信赖的人首先是河上夫人，然后就是小岛祐马了。”[23]而小岛祐马对世上关于他是否河上肇的弟子的争论，他这样解释说:“我虽然没有在大学的教室里接受河上的教诲，但是在大学之外或者直接通过其著作获得的启发不少，即使作为其弟子也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24]小岛祐马家里保存有120余封河上肇的来信，小岛祐马曾对他的弟子说:“读河上肇的来信就可以了解我的一生。”[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