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古话：“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2)

这种中心局限表现在，它使人习惯于以我为主，以自己（可以一直大到以人类）的是非为是非，视周边存在为自己而存在。由此形成的认识，严格地说，都是主观的，都是一种无可柰何的偏见，中心式的偏见。孟子说的执中无权犹执一，庄子因此放言的梦蝶还是蝶梦的高论，都很发人深省。可惜的是，自我中心理论总是得到强者的支持，而社会历史乃至自然环境又使人至今仍免不了强弱之分；于是，人们遂很难摆脱中心局限，一些人甚至利于执迷不悟。这就是亨廷顿教授之所以看到非西方文明也将成为游戏主角而激动不已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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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用世界一元主义去解说、摆布历史，便有了历史一元主义。

历史一元主义曾是一个美妙的构想。它产生于西方人在近代本着世界一元主义、按照自己面貌去改造世界，竟然所向披靡的时期。无论是维科的神权、英雄时代、人权时代，还是孔德的神学阶段、玄学阶段、实证阶段，乃至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马克思的史，无不这样那样地相信：人类历史是进化的或发展的，这个进化发展是有的，而这个规律又是普世共同的。或者简单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五洲四海普天下，都按一个模式朝着西方迈进。

这种曾经风靡全球，博得天下景从；无奈它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个是西方中心主义，另个是唯主义；而前者又托庇于后者腋下。只是在二十世纪之前，这些弱点十分隐晦，人们还无力发现。不仅此也，相反的是，在那些年代里，这些弱点更幻变为优点，引得无数英雄竞折腰！以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止是西方民族，相信他们的文明就是人类的当然文明，或者叫做西方文明是“切合所有人的普世文明”；而且许多非西方民族的精英人物，也跟着相信，自己要想富强起来，就应该也只能亦步亦趋，踩着西方的脚印，甩掉自己的一切，遵循所谓的科学规律，前进！

必须要在经过了无数次的挫折和失败的教训之后，人们才能逐渐发现并省悟：社会历史远非如同天地那样，用几个量化的公式和简明的定律，便可统一起来的，尤其不能随便移用自然规律来解释，来推动；甚而至于，关于社会根本就不可能形成像关于自然那样的科学，历史的发展也绝不会像生物的发展那样精确；“人是机器”之类的说法，除去针对神学时有过积极意义外，放到其他场合则多半是消极的，尽管是有趣的。

因此，西方式的化道路，也不可能像自然科学的规律那样，放之四海而皆准，堪供大家学步，乃至强迫别人遵从。说穿了，它不过是从西方传统里成长起的一种新的西方生活方式，既非普世的生活方式，亦非最佳的生活方式。最佳的生活方式距离人类还有遥远的旅程；何况它也不是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地区单枪匹马闭门造车所能完成的，而有待于全人类的经验和智慧来共创，用的古话说，叫做“一致而百虑”。当然，西方人在营造自己新的生活方式中，在解决自己面对着的具体里，也多少包含着其他人会要碰到的一般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人所发明的许多对策，所积累的许多经验，对于其他人，是大有益处的，可资借鉴的；一如其他民族处理自己问题而生发出来的一般意义对西方人有益一样。

这也就是说，西方的道路只是一种道路；大家都有自己的路。白马是马，黄马也是马。如果有人一定要说只有白马才算马，那我们只好回敬道：白马非马，个别不等于一般。当然，人类最后会要走到一起来的，但只能靠自己去走，而且是走自己的路；用中国的古话说，叫做“同归而殊途”。把西方的道路中心主义化，表明他们不懂得一致百虑殊途同归的道理，误以为：一致只需一虑，同归只有同途；而这个一这个同，都已由西方准备妥当了，作出样板了，别人只需照此办理即可，没有二话好说。这种绝对主义的观点，这种傲慢与偏见，已经越来越没有观众了。

（四）

世界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历史也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

汤恩比在他的名著《历史》中人类种种文明兴衰史时，早曾说过，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我们中国人并不因之而沾沾自喜。正如听到同一位汤恩比在他和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对话中，有关中国的可怕描绘时，我们并不愤愤不平一样（他在那里曾说过：中国将要接替西欧的主导权，成为统一世界的地理、文化轴心；而人类史发展的下一阶段，会有更多的暴力和野蛮，中国也许会统治全世界而使其殖民地化。等等。亨廷顿教授的文明冲突论，正象是汤恩比理论的后冷战版）。因为，中国文化相信和而不同，也主张和而不同。

早在西周末年，约当公元前 800年上下，郑国的史伯就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见《国语·周语》）。到了公元前500年前后，即春秋末期，齐国思想家晏婴更进一步指明和与同的差异，认为从日常生活到国家大事，都是靠不同的物事不同的意见“相成”“相济”，形成和的局面，方能生存发展；如果拒斥不同，追求一律，只能一事无成（见《左传》昭公二十年）。与晏婴同时代的孔子，更把和同思想提炼为道德箴言，叫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一直流传至今。

和而不同思想的要旨是：第一，事物是各各不同的；第二，不同事物互补互济，于是第三，整个局面因之而和谐。

所谓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世纪的说法，恰好不是和而不同、而是同而不和的认识。别的人尽管可以为此而痛心疾首，而杞人忧天，中国人却绝不致因此而兴高采烈，而忘乎所以。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不愿意充当小人。何况事实上，二十一世纪也不可能是哪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世纪，那种一族称霸或一种文明称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不仅因为老霸主们都已落花流水；更因为，曾经以霸主为楷模的诸民族精英大都觉醒，找到或正在寻找自己的道路，而这种道路，必定是各具特色、千姿百态的。因此，我们十分欣赏亨廷顿教授在《文明的冲突》一文结尾时说过的如下一段话：

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有普世的文明，有的只是一个包含不同文明的世界，而其中的每一个文明都得与其他文明共存。

看来，中国圣贤所称颂的和而不同的局面，即将在世界范围里实现！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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