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思想史的与写作，几年前，清华大学的葛兆(2)

具体在本文的材料选用问题上，并在为研究与写作本文而“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时，我们也同样“注意三个结合”：一方面我们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传统儒学思想史研究中之所依据的文献资料范围，聚焦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以及《荀子》等有关先秦儒家中庸之道研究的传统历史文献；另一方面，我们又十分关注于《周礼》、《仪礼》、《左传》、《国语》、《墨子》、《易传》、《老子》、《庄子》、《管子》、《史记》、《汉书》、《吕氏春秋》、《淮南子》、《列子》、《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等等，与先秦儒家中庸之道密切相关的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新旧历史文献，尤其要聚焦于孔子所曾留给我们的那份珍贵的遗产[6]、“皆先王之政典也”[7]的“六经”——这是因为，“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六经之义，亦以礼为尤重”[8]；也是因为，“六经同归，其指在礼。《易》之象、《书》之政，皆礼也”[9]——这正有如清人凌廷堪所谓“舍礼而别无所谓学也。”

其实，众所周知，前贤今人已在与此相关的至为密切也至关重要的考据工作方面多有建树而且成果卓著，而我们所要做的工作则不过是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如何谨慎而大胆地运作；与此同时，不无保守地说，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至今尚在谜山雾海之中，而且学术界所有的也还仅仅是一些个这样或那样的假想。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恐怕还是材料问题。现存材料虽不可谓之为少，但似亦仅为原始资料的一小部分，或者说，它们还仅仅是露出水面的冰山的一角。因此我们在具体开展有关研究之时，便当对此须臾而不可忘记；否则，难免会造成严重的心理之敝。如此看来，此方面研究也还必须要慎之又慎。若我们在此能借用胡适先生的话说，那就是：“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有一分根据，说一分话”以及所谓“少谈些主义，多解决些问题”。而且，有的时候，提出问题本身，比起和解决问题，都显得更为重要，更具有冲击力、影响力和感染力——这是因为，人类所真正面对着的最整全（the whole）、最重要，同时也最严肃的主题，总是永恒的，只是其对此一些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这样或那样的看法和意见，往往却并不统一。; 中国大学排名

责任编辑：科教论文网

三、写作;

古人尝有言曰：“文以载道”；又有言曰：“文无定法”——其中，前一句话的意思不过是说，文章是用来表达一定思想和道理的平台与载体；而后一句话的意思则谓，可以用来表达一定思想和道理的文章却并不一定要遵循某种一成不变的行文模式——这大概便而然要涉及到了一个有关于文章的写作问题、涉及到了一个关于“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以及涉及到了一个起承转合、谋篇布局问题；或者我们还可以由此而直接切入到主题之上——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思想史应当怎么写的问题。

那么，思想史到底应当怎么写呢？是古之所谓的“我注六经”，还是所谓的“六经注我”？是仅仅立足于思想精英们，还是从平民日用那里写起？它是所谓“自言诗”呢，还是所谓“对话录”？是所谓“隐微写作（esoteric writing）”呢，还是所谓“显白写作（exoteric writing）”？抑或是其他别的什么东西？以及其由此而相应带来的“隐微教诲（esoteric teaching）”与“显白教诲（exoteri teaching）”究竟又应当是怎样的呢？或者，我们还可以用古人的话来问：其“微言大义”如何？其中，也同样存在着所谓的“写作艺术（art of writing）”吗？如果说是，那么，它们又具体体现在哪里？以及到底又是什么原因才让古代的诗人或家们纷纷出此“下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上策”？是不得已而为之吗？那么，为他们所深为恐惧的又是什么呢？难道也是出于避免遭遇到迫害吗？如果说是，那么，这种迫害是真正来自于极少数统治者们的专制呢，还是来自于绝大多数民众们的暴力，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如果说是，那么，相对而言，哪一种又是其中更为厉害的呢？否则，那么，他们究竟又是为什么偏要注重什么“不忍白”、偏要讲究什么艺术与修辞以及偏要搞什么“微言大义”与“隐微写作”？或者说，他们又因何而要完全抛弃掉“不降身，不辱志”这一古已有之的宝贵的知识分子人格呢？难道只是因为这样两个字——“活着”？否则，对此，又当作何解释？……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一系列相关问题、疑问和追问（philosophizing），奈何总是那么的让人魂牵梦绕，那么的令人念兹切兹、念念不忘、难以释怀，同时而又那么的为此低回留之，百思而不得其解？

其实，这样的问题本来就不会有也不可能会有什么十分现成的答案，因而思想史本身才总是那么似是而非、似非而是、扑朔迷离、变幻莫测，总是要给后人留下那么多、那么大可以从不同视角不断地对其加以重新解读、诠释与写作的广阔余地和空间。而本文在写法问题上，将主要致力揉学术性与世俗化于一体，主要致力于努力将先秦儒家中庸思想尽可能地回归或还原到其具体生发的情境之中、话语系统之内，尽可能地恢复和展现其至平且易的本来面目、尽可能地恢复和展现其持续不断的连续性思路，尽可能地描绘其凄婉与壮美，并尽可能地使之与古往今来人类生产、生活和生命的原色贴得更近。这亦有如《老子•七十章》中之所云：“吾道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知否？那就要看个人的识见之力了。

其实，所谓先秦儒家及其中庸之道本身，在本文看来，它又何尝不是这样一种既“甚易知、甚易行”同时而又“莫能知、莫能行”，“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以及所谓“知我者希，则我者贵”的“道”呢？于是乎，这段话大概便可以作为最终启示、支撑和鼓励我们大胆地尝试着这一基本写法，并使之最终得以成立的一条基本理据吧？

尽管这一具体想法以及做法本身，在一定程度上说，很可能会被某些人误认为是某种带有某些不切实际、神秘或者理想化的色彩，然而，本文却坚持认为，想法与做法本身一般地总是统一在一起的。俗话说，“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但在实际上，也许为我们所想到的，最终还很有可能会做不到；而为我们所想不到的，则必将会永远也不可能会做到——这其中所蕴含着的既浅显而又深刻、既熟知而又未必真知，或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的道理，应当说是不言而喻、不言自明的；一言以蔽之曰：你思维到哪里，你就可能会做到哪里；思想有多远，行动就有多远——然而，这一点，看似简单，其实却远没有那么简单。难道不是这样一个道理吗？但其中的问题却依然是，想把简单的问题弄复杂，其实很简单；而把复杂的问题弄简单，则往往却很复杂。然而我们注意到，当下的汉语思想界，似乎正热衷于把简单的问题弄复杂，正热衷于文化多元主义、价值相对主义以及精神虚无主义——绝对的虚无主义。真不知道，这样的到底会有什么意义，除了借此为自己细枝末节的所谓研究“正名”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太琐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