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网 > 科教论文 > 哲学毕业论文 > 哲学论文 > 正文

[提要];清朝“礼仪之争”是西方来华传教士内部(3)

2013-11-28 01:19

二、中国平息群喙，百鸟压音;
康熙帝视中国文化甚高。他未见过也不喜欢宗教家们的执着与争执，独断朝纲、拍板定谳，不喜欢妄诞议论、各出己见。康熙59年他发布谕旨：“自多罗来时，误听教士颜当，不通文理，妄诞议论。若本人略通中国文章道理，亦为可恕，伊不但不知文理，即目不识丁，如何轻论中国义理之是非？即如以天为物，不可敬天。譬如上章谢恩，必称皇帝陛下、阶下等语，又如过御座，无不趋跑起敬，总是敬君之心，随处皆然。若以陛下为阶下座位，为工匠所造，怠忽可乎？中国敬天亦是如此意。若依颜当之论，必当呼天主之名方是为敬，甚悖于中国敬天之意。……中国供神主，乃是人子思念父母养育，譬如幼雏物类，其母若殒，亦必呼号数日者，思其亲也。即尔等修道之人，倘父母有变，亦自哀恸。如置之不问，即不如物类矣。又何足与较量中国之敬孔子乎！圣人以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伦，垂教万世，使人亲上事长，此至圣先师之所应尊敬也。多罗、颜当等知识偏浅，何足言天，何足言圣？今尔教主差使来京，请安谢恩，倘问及尔等行教之事，尔等众人，公同回答，中国行教俱遵利玛窦规矩，不可各出己见，妄自应答，不致紊乱是非，各宜禀遵，为此特谕。”;康熙帝对于中国封建等级制度的辩护达到慷慨激昂的程度：君臣礼节、上下尊卑，是绝顶好的东西，万万碰不得！; 　　 四、“礼仪之争”与20世纪学术争论;
“礼仪之争”乃中西文化的一次冲突和较量。古老封闭的华夏迷信文化第一次受到触动。这对中国人除旧布新未尝不是有益的。“礼仪之争”真正触动了封建主义文化的精髓，它也严重威胁到江河日下的皇权。我们今天的文化人对“礼仪之争”并不心存疑惧。一切图谋革新的人士，会把基督教看作是对中国百年老病的诊治。八十年前的“五四”运动，其锋芒所向，是包括全部文化要素在内的传统体系。陈独秀将孔教、国粹、礼法、旧伦理（忠、孝、节）、旧政治（特权）、旧人治、旧宗教（鬼、神）、旧文学、旧（中国戏）都包举在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首先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其次反对禁锢人们意志的封建道德，视封建道德为封建制度的思想基础。陈独秀猛烈抨击“儒者三纲之说”，批判忠、孝、节。对封建道德和迷信的批判启发了民智，使个性得到张扬。然而，这一反封建任务，早在康熙年代西方传教士所掀起的“礼仪之争”中，就已经得到昭示。传教士碰了一下一向被认为“神圣”的纲常名教。传教士的批评所指，主要是中国文化中落后的东西，是“肿毒”和“老病”，而不是中国文化“精粹”。传教士对中国尊孔、祭天、祀祖的旧礼法的触动，虽不带有反封建的动机，但毕竟敢于藐视它，“太岁头上动土”，使封建文化得到触动。在旧中国，人们只讲“礼”，而不讲“理”，不重视理性、逻辑，只讲特权、皇权、阶级权，不讲一般意义上的“人权”。实际上，基督教对人的理解，既不是阶级的，也不是家族伦理的，乃一切圆颅方趾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挑战了中国的特权和皇帝的主权。用基督教挑战中国的文化，对中国人来说不啻是一剂良药。;
“五四”时期是中国学术百家争春、万象更新的。学术自由的实质是尚新求异、独辟蹊径。1922年，钱玄同曾发出这样沉痛而激烈的呼唤：“你们既做教徒，我要请你们千万不要再拜那宗法遗毒的祖宗牌位了，千万不要再拜那主张忠孝的孔丘！千万不要再拜那杀人魔王关羽和尽忠报国的岳飞（此外如拜灶君、拜土地、拜兔儿爷、拜吕纯阳、拜济颠僧，……这种蒙昧下愚的举动，我想基督徒决不至于干出来的。）有人说，基督教徒既做了民国的官，就应当服从民国的，就应该祀祖祀岳。这是什么话？请问民国的约法上曾经规定要祀孔祀关岳吗？”;;土地、灶君均与有关。宗法宗教实行“祖宗之法不可违”，不鼓励创新。周作人也说：“我觉得要一新中国的人心，基督教实在是很适宜的……我想最好便是以能容受的一神教把中国现在的野蛮残忍的多神（其实是拜物）教打倒，民智的发达才有点希望。不过这新宗教的神，切不可与旧的神的观点同化，以至变成一个穿西装的玉皇大帝。”;;玉皇大帝与天地人三界有关，是自然界的统治者。张东荪说：“我觉得中国不提倡宗教则已，如其必须提倡宗教，恐怕孔、佛、耶三大宗教比较起来还是耶教适宜些……耶教或许有许多地方可以矫正中国的习惯。”;;陈独秀主张：“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最可怕的是，现在政客先生们又来利用基督教。他提倡什么;‘基督教救国论’来反对邻国。他忘记了耶稣不会为救国而来，是为了救全人类的永远生命而来。”;;几位新文化运动的学者主张以基督教打倒孔教，以较高级的宗教取代中国多神多鬼的封建迷信。按照他们的见解，基督教同中国文化的汇合根本不在于向古代六经回归，而在于同传统鬼魅文化一“争”高下。敬天祭祖要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