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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批判理性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卡尔(2)

2014-01-23 01:23
　　既然波普尔对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批判从总体上看并不正确，为什么这一批判还能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并在全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冲击波呢?分析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身的实践与理论方面。
　　从实践方面看，斯大林掌权后公然无视马克思、列宁等人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在政治上不仅要消灭剥削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在消灭了工、农等一切阶级差别之后才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不仅完成了生产资料为全社会所占有，而且因此可以取消一切商品生产与交换，劳动者之间可以完全实行按劳分配了才算社会主义而斯大林把它们公然篡改为政治上只要消灭了剥削与剥削阶级，经济上只要消灭了生产资料领域的商品生产与交换，在消费领域还有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情况下就可以说是社会主义。这就是说，斯大林宣布建成的社会主义和当时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其实都还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在这种情况下，他又长期推行一系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实行的政策，这种“左”的、脱离实际的错误路线和政策，使社会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尖锐的矛盾。对此，他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公然背弃要使社会主义比过去任何制度更自由、民主的承诺，采取一系列高压政策，加强对社会的控制，由排斥异已到社会舆论一律压制不同声音，最后直至根本无视基本人权，搞镇压，导致肃反严重扩大化这种无法无天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权力完全失去了控制，国家权力机关官僚主义严重不说，在一定程度上，领袖甚至出现了封建专制独裁倾向，广大干部队伍也逐渐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了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不顾老百姓死活为自己捞好处的贪污腐败阶层。在这种情况下，波普尔批判历史主义所宣扬的下述错误思想认为历史主义与极权主义、专制主义密切相关。他甚至荒唐地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画等号，认为它们在政治斗争中表现为“左”、“右”两翼，它们的理论基础都是历史主义。因此把历史主义作为社会科学的根本方法，会给人类带来不幸。这种思想在世界上受到不少人的顶礼膜拜、不胫而走，难道还有什么值得奇怪和不好理解的吗?在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各国根据斯大林模式不顾社会生产力的实际水平和人们觉悟的实际水平走计划经济之路，逐步使经济失去了竞争力，社会丧失了活力。加之后来勃力日涅夫时代的苏联把国民经济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军事工业和加强国防，与西方搞冷战对抗，使社会陷入了长期停滞状态，人民生活始终很艰苦。事实上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与发达资本主义的差距。所有这一切，都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声，使当时的人民不仅对社会主义逐渐失去信心，还产生了厌恶。波普尔系统批判历史决定论的著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于1944年先后分别在哈耶克主编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和在英国正式出版及其在世界范围内逐渐传播，正是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实践上越来越偏离马克思主义轨道的过程。而广大老百姓并不知道斯大林所搞的社会主义，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和为之奋斗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根本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就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本能地反感，就认为只要是批判马克思主义、批判社会主义的东西就一定是好的、正确的，就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在理论方面，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先后在世界许多国家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包括他的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在全世界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并在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成了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但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也被社会主义各国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教条化或曲解了、庸俗化了。实践明明证明马克思主义某些结论过时了甚至是不正确的，也不敢实事求是地承认。不仅如此，还要千方百计地编造各种理由去辩解。他们形而上学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决定论”或有时走向另一个极端，宣扬观念可以超越并取代“经济力量”。正如谭扬芳同志在她的著作中所正确指出的，在前苏联作为大学生和干部必读教材的，在社会主义各国也作为哲学主要参考书的康斯坦丁诺夫院士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所讲的社会历史观，就是这种教条化、曲解与庸俗化的一个典型，而其源头即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高权威自居，认为事实上只有他才拥有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和发展权的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小册子。其实，正是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同时还是实践的、历史的新唯物主义观歪曲成了马克思本人所坚决反对的“唯物质论”和“唯客观主义”，抽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主体能动性的灵魂，实际上是用还原论的观点说明社会历史规律，把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完全等同于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只讲规律的决定作用，无视人的意志、目的、实际努力在社会历史中所起的作用，这就使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决定论倒退到机械决定论，把社会历史规律绝对化、神秘化了。与此相联系的是，把社会历史的可预测性简单化、绝对化，完全排除了历史发展过程中偶然性的作用。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有人甚至认为资本主义的末日是“可以精确计算出来”的。这就把马克思主义本来是完全正确的历史决定论歪曲成了“宗教宿命论”。这是不折不扣的“理性盲目崇拜”，正是由于有这种“理性自负”，在社会上才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顶峰”、一句顶一万句的“绝对真理”这类十分荒谬的东西。
　　波普尔批判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错误思想之所以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还与波普尔的批判本身有关。
　　以往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批判和历史发展趋势理论的攻击，往往是明显地站在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立场上，是非理性的、情绪化的。这种驳难非但改变不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反而引起了劳动者对它们的强烈不满，这决定了它们必然要被历史发展的洪流迅速吞没。而波普尔的批判不同，至少从表面上看，它是从“纯学术”的角度来分析、批判“历史决定论”的。不仅如此，他的批判还是以类似自然科学的严谨态度来进行的，他从现代科学内部现代物理学入手，由“中心颠覆‘科学定律’的绝对正确性和可靠性，然后向外拓展到历史、社会和政治的种种科学，对各种形式的绝对主义与决定论予以清算”，是以审慎的理性批判“理性自负”[3]，而且并非一点道理也没有。凡关注过波普尔的人都知道，爱因斯坦对他的一生影响最大，是他青少年时代所崇拜的思想大师中唯一一个后来未成为他怀疑、批判对象的人。1919年日全食的观测结果竟与爱因斯坦1915年发现的广义相对论并据此作出的预见一致。这件事震撼了世界科学界和思想界，也使波普尔为之倾倒。当年他还有幸出席了爱因斯坦在维也纳的学术报告会，给了波普尔极深的印象：爱因斯坦并没有把自己的理论作为绝对不变的教条，而是强调要接受实践检验。他看到爱因斯坦在人们对相对论的一片赞扬声中竟准备随时否定自己的理论。爱因斯坦的科学精神及此后他对爱因斯坦的研究，不仅使他走上了科学哲学家的道路，而且使他在坚持批判性思维和科学研究方法方面深受爱因斯坦的影响。这一研究方法也体现在他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这部著作中。正如有人曾正确地指出过：波普尔的主要思想是建立在他的知识论之上的，而他在知识论方面批判性的创见则源自他对当代科学发展的深刻洞察和阐释。在20世纪杰出的思想家中，再没有人像波普尔熟悉并如此深入地介入到当代科学内部的重要辩论，并与科学家共同体之间保持如此长期亲密的联系[3]。他不仅与罗素、卡尔纳普、石里克、哈耶克这些国际著名思想家有过思想上的直接交流，而且与爱因斯坦、玻尔、薛定锷这些20世纪最知名的自然科学家有过交往，将自己的学术思想请这些自然科学家批评并受到他们的高度赏识与赞扬。爱因斯坦早在1935年读到波普尔德文版的《研究的逻辑》就写信给予热情的支持。1936年末，波普尔在向英国学术资助委员会提出申请，并希望能在英联邦地区学术机构中得到工作机会，给他写推荐信的人中就有爱因斯坦。1950年，爱因斯坦对波普尔出色的科学研究再次给予了高度的肯定。1960年，与伯内特一起获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的梅达华也称波普尔为“无与伦比的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正是这些世界顶尖级的、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威望的、几乎被视为人类智慧代名词的大科学家们对波普尔的肯定与赞扬，使他的思想，包括他错误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世界上获得了广泛的传播乃至盲目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