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分析马克(2)

尽管如此，他并没有花费时间来研究道德与政治哲学。这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当时他的兴趣在于用分析方法来重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试图给予它以更强的生命力。第二，尽管这时他不再相信辩证唯物主义，但对社会主义道德优越于任何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道德深信不疑。最后但却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仍然深信历史唯物主义，相信平等必然到来，并且认为通过道德说教不可能改变资产阶级。

三
尽管柯亨在牛津大学毕业后放弃了辩证唯物主义，但当时他还是坚信社会主义，并认为对于社会主义的所有攻击，他都有现成的答案可以回应，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72年。这一年，他同事杰瑞·德沃金将诺齐克的张伯伦论证拿来给他。这个论证的结论是自由颠覆模式[6]：不管我们认为一个正义的原始的分配模式D1是什么（在社会主义者这里是平等），但是只要允许人们自由交换（包括赠送礼物等），那么从D1这个正义情境之下经由自愿产生的情境（分配模式）D2也应该是正义的。也就是说，人们的自由总是有可能破坏我们所要求的分配模式D1。柯亨前所未有地为这个论证所困扰，但这对他还只是个导火索。柯亨对马克思的两个事实性主张的信心也越来越弱，从而也打击了他对于平等前景必然性的信心。

第一个事实性主张是，在马克思主义那里，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无产阶级的人数越来越多，力量越来越强，从而能够自动地成为革命的主力军。但是柯亨认为，现实表明无产阶级正处于一个解体的过程中。无论一个人如何适用“工人阶级”标签，在先进的工业社会里没有任何这样的群体能够统一马克思提出的这四种特征[7]：他们是，（1）社会所依赖的生产者；（2）受到剥削；（3）占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4）极度贫困。柯亨认为，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无疑存在这四种人，但他们现在很少是重合的。结果是，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因为它的受剥削和极度贫乏）既有强大的利益，并且（因为它的生产性以及它的数量）有准备就绪的能力来转向社会主义。

第二个事实性主张则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设想。平等必然来临的另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最终生产力将是极其巨大，能够满足人们按需分配的要求。但是柯亨认为，社会生态危机的出现表明：我们的环境已经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如果存在一种摆脱危机的方法的话，它必定包括要大大减少我们今天的消费水平。根据化石燃料和自然资源来度量，对于人类总体而言，我们不可能获得西方式的那种物品与服务。即使按照今天这样的消费水平，我们也可能无法长久地维持下去。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物质资源总是稀缺的，无法实现按需分配。[8]

在过去，由于平等是必然要到来的，故我们没有必要来论证一个均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可欲性。但是现在，柯亨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两方面都存在问题：一方面是对于生产力方面的乐观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在道德上的悲观主义，即只要有稀缺，那么阶级分化就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原因导致柯亨的研究工作发生根本的转变。柯亨不再认为社会主义以及经济平等是必然的，相反把社会主义的可欲性看作是需要辩护的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利用道德来倡导它，也从而才有可能实现它。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从事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的研究来对社会主义进行辩护，表明在物质稀缺的环境下经济平等既是能够达到的也是可欲的。

自此之后的几十年，规范哲学与道德哲学就几乎成了柯亨唯一研究的领域。柯亨自72年接触到诺齐克的张伯伦论证之后，就一直为之所困，并且所困的程度比自由主义左翼分子，如内格尔、斯坎伦等人的程度要严重得多。在对之做了十几年的努力研究之后，柯亨终于明白，个中原因就在于诺齐克与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共享一个前提，这就是个人的自我所有权。简言之，就是个人拥有对其身体、劳动力的占有权。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就是立基于这个自我所有权的，正因为个人拥有自己的劳动力，资产阶级则占有工人的劳动力才是在进行剥削。并且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谴责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另一个条件，即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平等的问题。无产阶级之所以受剥削，是因为他们不占有生产资料。但是诺齐克的论证恰恰是可以接受这两个条件的，从而对此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力。诺齐克的论证表明：即使我们都占有平等的外在资源，也即生产资料，只要我们接受自我所有权，我们还是能够得到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因为自我所有权里面包含了不同人的不同能力，同时我们可能具有不同的嗜好与生活观念。在这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情况之下，只要人们可以自愿交换，仍然会出现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由此，诺齐克的攻击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才显得如此的有破坏力，因为它依据的正是马克思主义者所难以拒绝的前提。

在反对诺齐克的论证过程中，柯亨逐渐明白，关于外在资源的所有权是所有问题的关键。因为任何人都需要一定的自然资源才能存活下去，在极端上来说，如果个人连氧气都得不到，那么自我所有权就只是一句空话，是个纯形式的东西，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柯亨进一步表明，诺齐克的自我所有权之所有具有意义，实际上是因为他默认了一种边界约束式的个人权利（包括财产权）。但是诺齐克并没有表明这点观点的合理性，同时他对自由与正义还有一个循环的定义。[9]因此，柯亨认为，诺齐克并没有真正表明自由一定颠覆模式。

因为根据诺齐克思路，我们也同样可设想一个联合所有权的模式，即每个人对于如何使用外在资源都有一个否决权。当然这样的结果是每个人对外在资源的使用都只是个形式，每个人的生存在道德上都取决于他人的意志。这种模式如同诺齐克的边界约束式权利具有同样的缺陷。

然而，马克思主义一贯就反对这种形式的所有权，即认为资本家与无产阶级都有睡桥洞的自由。社会主义里面要的是积极自由，个人在生活中的自主性。柯亨最后得到的平等观点是，“一些人[不是因为他们自己选择或过错]比其他人处境更差，这是坏的（不公平的或不正义的）”[10]，“[均等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消除非自愿的不利，根据这我（规定）指的是不利的受苦者对此并不能这负有责任，因为这并没有恰当地反映他做出的或将要做出的选择。”[11]柯亨最后实际上强调的是，我们的平等指的是对生活控制的平等，我们对于生活具有平等的选择权，也就是我们的不平等要反映我们履行的不同责任。

责任编辑：科教论文网

柯亨的这种平等观是在批判其他人的观点基础上形成的，我们最好是通过对比他与这些人的差别来理解他的观点。第一，柯亨的平等不是德沃金[12]所强调的资源上平等，德沃金这里把个人的能力也算作资源，但是却不考虑个人的善观念。这在柯亨看来，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这种观点破坏了个人自我所有权，而柯亨认为自我所有权是很多人所接受的一种道德观点。其次，个人的善观念有些成分也如同个人的能力一样，是我们所无法控制的，也受到运气的影响，要我们对此负有责任是不合理的。第二，尽管柯亨认为德沃金反驳了福利的平等[13]，但是他认为没有反驳阿内逊所提出的福利机遇平等[14]。不过，柯亨不赞同福利机遇的平等。这也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对于具有自主性的人而言，重要的东西并不只有福利，人们还看重很多其它的东西，这些东西也应该给予考虑。其次，如果只具有形式上的机遇平等，那么由于我们的能力与生活观念的不同，我们很快就会得到不平等的结果，还是会导致人们无法真正地控制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