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退出 2、走进北图 3、遍览社科 4、外语工具(2)

5、 笃志进学

作为调剂，我也常常借阅一些欧美画册、日本地理图刊和风俗大全之类的轻松读物。为此有时亦须对付馆员怀疑的目光和可能的盘问：为什么借阅这些西方资产阶级图片？当然我也有一套应付的说词。60年代初有一次一位刚从北大哲学系分配来的馆员，对我产生了好奇，询问我为什么经常借阅国外资产阶级书籍和图册。我答称为了了解社会实况“以便批判”，正如每日须看《消息》一样。这位十几年后与我在现代外国哲学会议上又曾相遇的哲学系毕业生，竟认真地向我论证此二者并非一事的理由何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文革前几年中我以无业人员身份在北图长期借阅中外社科类书籍时，从并未遭遇过正式盘问。馆方关注的似乎主要是图片类书籍，而令我终生难忘的是那时从画报中观赏到的冰雪覆盖中之扎幌和西柏林之夜景。(1988年在西柏林居留一年期间却再也“找不回”当年所有的如梦如幻感觉了)

每日自学进程大致划分为早，中，晚三段，各有不同的。晚间读者稀少，盏盏绿色台灯下气氛柔和，一天硬性课目学习之后，往往也看些文学或传记类读物。每日开馆时进入，至晚九点闭馆铃响起离去，然后沿着府右街漫步回家。一路上回味着一天之所读所思，并检讨之得失。15分钟到家后还有一门睡前的“夜课”待补：阅读托父亲代定购的内部社科书籍、《文史资料》或诗词、语录之类“励志”读物。在青年期必有的苦闷消沉来袭之际，使我必定能从心绪低谷复起的主要力源即为《论语》。我虽从小喜爱欧美文学，但真正打动我的诗歌是中国古典诗词；我虽全力攻读西方哲学，但最能抚慰和激励我心者乃语孟、传习录、近思录一类古籍。实际上，从退学走向隐居读书之路起，指引着我的方向和策略的智慧之源，主要就是《论语》这部中国之圣经。

6、 现代西哲

虽然欧美古典哲学和文学一直是我的主要精神食粮来源，当时使我感觉到值得为其冒险而毅然避身北图的直接原因，乃是以罗素、柏格森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列宁所严批的现代西方哲学，竟成为我觉得值得为其长期发奋和毕生探索的目标。当时我确信，无论是为了把握人生真理还是社会真理，现代西方哲学，而不是任何其它学术(如中西古典哲学)，才是真理探索的真正起点。因此，我的亲友们并未洞悉，我当时脱离社会的直接动机其实是理智性的，而非情感性的。 固然我有强烈的追求自由冲动 ，极其不喜欢集体生活，但并非对其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我真正的动机是为了保卫个人生存的全部时间以便有条件读书求知。现实生活中的压力、艰困、孤独和威胁，均无关紧要，把有限生命充份用于追求有关人生和社会的真切知识，才是此生唯一要物。对我来说，求知既不是为了就业，也不是为了满足什么“悲情”需要，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真知。因此哲学研读当然是为己之学，这也就埋下了我二十年后也不会按照西方职业方向去安顿身心的生活态度。知识的肌理是理论和方法，其最前沿的正是现代西方哲学理论。

在社会压力空前高涨和善恶是非无比尖锐之际，我的心志反而全部朝向精神生存的最基本方面：诸多问题的真正理论根据问题。不仅中国古典哲理不能为我提供任何深入的解答，前时代的西方古典哲学也不能够。因此，我并不是为了成为学有专精的学者而学习哲学的，而是为了在理论认知上能够“达其所安”。从一开始，励志教养和理论认知对我来说即为二事，二者各有其不同的逻辑，必须先分治，然后求贯通。为什么要首先强调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性？因为西方人文学术的发展已使得西方文科知识系统的格局发生了巨变，诸如逻辑问题，价值问题，信仰问题，审美问题，在巨大的社会变革和学术变革时代，已呈现出非常不同于古典时代的设问方式和解决方式。信仰必须以最前沿、最深入的知识系统为根据，这是我在北图8年岁月中明确无比的认识。但是我从来没有过以某一流派或学说为基础来建立自己理论体系的冲动。至少在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早期迷恋过去后，我就感觉到不同学科学派领域之间的理论关系是多元的，而非直线贯穿的。以一家一派理论为“基础”去“建构”体系，并非成熟心智表现。况且人类在各个领域中的知识积累都还刚刚开始。人类求知实践必须齐头并进；探索不应停顿，结论不可必期。此外，“成功不必在我”，更不能有争当道统传人的功利意识。因此，对我来说，现代西方哲学恰恰成为从古典哲学基础主义向现代跨学科理论方向过度的一个关键的中途性知识阶段。

** 题外申论

回顾当初选择现代西方哲学作为治学第一目标时的心理背景，此方向选择之本质在于探索更有效的认知理论基础。其后随着认知范围的扩大，认识到“理论基础”不再限于哲学。此外，逐渐辨析出对知识实践的不同“层次”有加以区分的必要。即使在研究结构主义之前我已能够对“知识实践”的层次性构成有直观的领悟和实行。正象科学技术实践一样，人文社会科学中也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知识实践类型：1) 纯理论的 (纯理论)，2) 性理论的(工程理论)和 3) 应用性的(社会、历史、政治之 变革)。 三 者密切相关，却各有不同的运作目标和方法程序，不可混为一谈(结构主义)。有关社会、 历史、 政治等对象的思考研究亦须按此原则区分层次来安排其学术实践方略，不可能再象前科学时代“文士”那样去笼统议论。然而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由当代新闻式思考(过于实际)或“准诗学式思考”(过于悬空) 所代表的笼统议论方式仍 然 占据人类社会舆论主流。其话语含混性和无效性首先即与其观察分析的“工具”之构成未朝向合理化改进有关。而且，由于多数人急功近利和感情用事，对于基本学术层次上理论革新必要性具有真知灼见者始终不多。世人不解，实际性的“工程技术”必须最终以恰当的抽象性“物理理论”为基础，否则无法进行正确“设计和施工”。另一方面，基础理论层次研究又并不能等同于在此层次上的任何一种个别的理论实践行为，如某派哲学成果等等。学术实践的层次区分必要性为一事，在每一层次上运作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为另一事。在营运具体学术层次实践时，对于如何作到“点、线 、面 ”上课题综合运作合理性来说，起决定性作用的正是学人动机层上的特定素质(中西哲学在此结合)。新闻式思考，表面上最贴近“现实”，但因分析工具粗糙，结果反而达不到现实的深处。未来人文社会科学期待着纯理论层次上的全面革新，而其基础部分(认识论和方法论) 仍然主要相关于现代西方哲学。我本人早先偏重的西方哲学研 究实践(各流派知识)和后来偏重的符号学-解释学实践(学际关系问题)，都是出于同一种动 机：对学术第一层次结构合理性进行探索的兴趣。现代西方哲学实践层次属于第一学术层次，但非此层次之全部；现代西方哲学肯定为第一学术层次上对象材料之主体，但非所达理论成果之中心。第一层次之理论内容是充分开放的，并尚在其起始阶段。现代西方哲学因此是我们进行理论思考时的最重要智慧来源和运作基地之一，但不必视其为未来理论大厦结构的现成组成部分。不仅对于中国古典思想存在着一个研究对象和思考方法之间的区别，对于新康德主义以来的现代西方哲学和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系统来说，在较小的程度上(因为后科学时代的理论思维结构和前科学时代的理论思维结构之间在功能上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情形也是一样。遗憾的是，二十世纪新儒家运动，对此思考甚少。他们没有认识到需要首先为处理中西思想关系问题准备好知识论条件，竟至于以为可以直接袭用“内圣外王”、“天人合一”之类的东方古典含混话语来处理现代社会政治问题。在学术方式上，我们不妨说，他们首先正是轻忽了应对现代西方哲学理论多下功夫的认知，还不用说他们更是普遍忽略了学习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各门类知识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