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退出 2、走进北图 3、遍览社科 4、外语工具

1、退出

2、走进北图

3、遍览社科

4、外语工具

5、笃志进学

6、西哲

7、饥饿年代

8、安危之间

9、北图关闭

10、重进北图

我与北图，实际上，当然并无任何关系。但从1959到1966期间，它曾成为我“反右”后逃离大学和逃离社会的“避风港”；成为我当时唯一的精神寄托之所；也成为我从封闭眺望世界的一扇窗口。

1、退出社会

1959年初，我终于成功地以“专业不合”名义办好了从天津大学土建系退学的手续，自行返回北京家中。父亲虽不满意，但并未说一句责备或抱怨的话，只是决定将我的月费从25元减为20元。这就是说父亲接受了我的生活选择。我自反右以来朝思暮想的避世自修计划可以实行了。对于二十出头的我来说，并没有想到也许还有另一种可能：在当时社会氛围下父亲完全有理由拒绝接受我的自行其事。在当时“反右”、“大跃进”和随后到来的“三年灾害”的社会巨变过程中，不久前因香港报纸刊登其“右派言论”而颇感压力的父亲，完全有正当理由阻止我的“不识时务”和一意孤行。父亲是一个不好争辩、不喜解释、性情温和的人。在由津返京的火车上我准备好一整套理由来说服父亲同情和同意我的决定，不想如此重大的人生抉择，到头来就这样容易地解决了。于是，回京后的第二天我即去附近文津街北图办好了普通市民阅览证。对我来说，天下虽无边，人生虽久远，当下生存中却只有一事急办：进入北京图书馆。

其实，1958年春假返京时我已萌生退学之念，并试探了父亲的意见。父亲不表赞同，却邀我单独去颐和园一游，显有慰抚之意。因父子之间不便直言，我曾打算借此机会和曾获美国哥大学博士的父亲共同一下反右后的局势，以及虽极不合时宜却对我来说重要无比的个人志向问题。那天父亲请我吃了饭，并主动约我在万寿山前留影纪念。而一天下来，却什么严肃话题也未谈及，似乎一切均宜在不言之中。父子之间存在着对时局的共识：我们已处于极度异常时期。但这并不等于一个人就有理由“脱离组织”。在当时，即使是“自动退学”，也意味着前途顿时一片灰暗。我本来正是要在此较轻松的气氛中向父亲“汇报”反右后我的观察和我的新人生哲理。社会压力剧增之际，我的向学意欲却空前高涨，不可遏止。结果，颐和园之游，导致我在其后半年中敢于积极安排退出大学和社会的行动计划。当父亲看见我拖着破旧的铁箱自行退学返家后，也就接受了既成事实。但是，无论如何，他也不会料到随之而来的竟是长达十八、九年之久的家居生涯。尽管对我不无同情，我的处境和前途毕竟成为父亲长期以来的一块心病。然而直到他1975年去世止，十多来年他从未因此事对我有过任何疾言厉色。很久以后我才感悟到，在那特殊年代里，父亲对我的生存选择所给予的谅解、慷慨和护佑，含蕴着何等深情厚意，而那时的我仅只将此幸运结果视为自然而已。

2、走进北图

当时毫无社会经验的我，仅只设想了两个“逃离”步骤：从学校逃回家中，和从社会逃进图书馆。文津街北图曾是我中学流连忘返之地，19世纪俄罗斯小说和文学批评已是我当时下意识地躲避学校集体生活的一种方式：通过沉浸于内心世界来疏离于外在世界。反右开始不久，我的大学研读计划全面受阻，于是自然地想到如何从时已成为兵营的大学避入北图。返京次日我即开始了其后长达七八年之久的北图自修时代，直到1966年夏初文革前夕北图长期闭馆为止。无论从实际上，还是从心理上，60年代的北图为我提供了积极精神生存的条件：充实自身和观察世界。从此必须严格量入为出，每日三餐不能超过5角钱，中午必定是在府右街北口小店里吃两角钱一 盘的 素炒饼(此事须记，因4两一盘的白菜炒饼是多年来永远不会吃饱、也永远不会吃腻的美食)。每月仍然可有几元钱购书。其它一切开销均从“预算”中断然删除。靠此基本“经费”，我才得以“在社会之外”度过了十八，九个年头；才得以在北海旁边的古雅楼宇里为我自己的精神追求奠定了知识的和信仰的根基。初中时的罗曼-罗兰，高 中时的托尔斯泰，大学时的康德、黑格尔，于此生存危机时刻均涌集心头，启示我方向，坚固我抉择，最终成全了我长期避世读书之志。

3、 遍览社科

“脱离组织”之后，大跃进运动以来的革命气氛不再笼罩于我的生存，在一个压制知识的时代，追求知识遂成为我的唯一心念。北图为我提供了生存的精神食粮，外界的强大压力反过来坚定了我“面壁十年”的决心。那时张申府先生主持外文图书采购，西方和日本的文科新书得以源源不断收入书库。在北图读书这七八年里，阅读范围大致分三类：外语，哲学和社科。现代西方哲学是首要科目。为了深化哲学，必须掌握西方语言，因此外语和阅读相关中文着译是配合进行的。首先我系统地阅读了49年前出版的重要中文社科类书籍，以探求半个世纪来中国的、社会、和学术之真相。那时的我，还不能从历史和思想史的角度看待现代中国学术著作的意义，因此正象我从小学到中学极少看现代中国文学作品一样，在北图读书年代对《饮冰室文集》以来现代学人名著并不觉有任何吸引力，认为五四以来的学术作品明显属于过度时期，我自然须以研读西方理论原本为目标。在对49年前的社会和思想状况及其利弊得失有了较清楚地了解后，知其不仅不足以作为我的求知范围，也不足以作为我的治学典范。因此从一开始，我的精神世界就是“在理论上”与现实历史维持着相当距离的，就是朝向于世界和人类全体的。

4、 外语工具

为什么一开始就如此“好高务远”，非要制定五种外语学习目标？俄语是唯一在学校学过的外语，当代俄语固无书籍可读，俄国思想从赫尔岑到普列汉诺夫仍然是我当时的思想史兴趣所在。自不待言。德语是通向现代哲学源头的“要道”。至于法语，从孔德到 柏格森是另一重要精神资源。至于日语，纯粹由于相信了梁启超所说 “敏者一周可略读，不敏者半月亦可粗通”(大意)，结果后来连为了记住字母就不知花了多少时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的“器”首先就是外语。如今回顾起来，当初之选择，从技术上说颇有可议之处。首先，我非外语长才，记忆力很平常。几十年下来，应该承认没有一种外语是“过了关”的。但从一开始，我的外语学习计划就是高度“实用性的”，目的仅在于迅速阅读学术类书籍。此外，我的外语抱负的确产生过一种心理安定作用：外语是朝向精神世界的通道；学习外语向我自己证明我已在艰困中“上路了”。五种外语于是成了我正在通向五大主流思想世界的“能指”。外语学习实践可被自己视为已经在有效地踏上了朝向最高精神目标的征途。其意义不仅是实用的，而且有心理激励作用。为了自学外语，我想方设法买到英德法三套内 部销售的“灵格风教程”，而每天每种语言的听力练习只能花上半小时而已。因以阅读学术类书籍为目的，遂特别着重于词汇量的积累，为此我曾长期默记英法德俄小字典，外语单词卡片常不离身，强力增加词汇，以期能够尽早开始阅读原著。我还记得60年代最初勉强读下每种外语读物时的兴奋和幸福心情。第一本通阅过的明治时代日文书，是大部分实词均为汉字的《康熙大帝传》；第一本浏览过的德文书，是雅斯贝尔斯厚厚的《原子弹和人类未来》；罗素的《自由与组织》，是学了英语一年左右之后对照着中译本边看边学的；而首次比较顺利读毕的书，记得是《第三帝国兴衰史》。如此躐等突进的外语学习法缺点是明显的，而其对我的重要性在于：证明我自学外语是有意义的；证明我的自修生活是有成效的；因为当时几乎没有人会认为我的生活方式是正当的和可行的。我必须自我检验和自我评价个人行为选择的得与失，并在如此困窘条件下，设法通过不断取得明确知识成绩来实行“自我信心充电”。每逢周一，总要在目录室多花一些时间浏览每周入藏的新书目。不用说，英德法日哲学类新书的到来，对我有着最强烈的刺激和鞭策作用，等于是预告着北图“为我”储积的精神食粮正在增加之中。每逢周六闭馆时，我则照例去西单旧书店翻阅中外旧书，此时也是检验每周外语长进程度的机会。当我发觉识认的单字的确每周有所增加之时，自信心也就随之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