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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先出现的是比较哲学,在比较哲学的预设(2)

2014-03-10 01:12
导读:三、胡适之:站在西方文化立场解读中国哲学 从王国维到蔡元培都认为,只有深刻认识西方哲学,才能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王国维在1903年就预言:“异日

三、胡适之:站在西方文化立场解读中国哲学
从王国维到蔡元培都认为,只有深刻认识西方哲学,才能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王国维在1903年就预言:“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⑹而蔡元培则认为,对中国古代哲学史,“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就在于中国哲学是在西方哲学的观照、比较下出现的,如果没有西方的“哲学”的观念,及其相关的一系列内容,中国“哲学”就没有相应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因此,只有了解西方哲学是怎样的面貌,才能判定中国哲学的内容,以此构建中国哲学的学科体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要解释中国哲学便非得具备西方哲学素养不可。
胡适是被蔡元培称既于西方哲学史很有心得,又有兼治“汉学”功力的哲学史家。1919年2月胡适发表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成为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哲学史著作,一举创立了中国哲学史的学科体系。
与梁启超站在中国文化立场解释西方哲学相比较,胡适完全是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以西方的“哲学”观念为唯一准绳以剔取中国哲学史料,以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对这些典籍进行梳理解读。胡适的教育背景,主要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因此他也是以实用主义的眼光看待中国哲学史。当我们回头去看百年来中国人解释中国哲学史的经验,一方面,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为哲学史写作提供了一种经典范式,后来冯友兰的哲学史写作的大体范式主要还是来自胡适。蔡元培对这部哲学史做出了准确的评价:“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⑻另一方面,由胡适哲学史模式带出后来的一系列的哲学史,出现了很多问题和不足,这些问题可以在胡适的哲学史找到源头。我所着眼的是,在解释中国哲学的过程中,到了胡适这里如何实现从中国文化立场到西方文化立场的翻转,又带来什么样的负面效果,乃至今天仍在发生作用。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我们以《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庄子”一篇为例。在全书中这一篇最能体现胡适的哲学史研究方法,也最能暴露以西方哲学立场看待、裁剪中国思想的弊端。
“庄子”篇分为二章,第一章是“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第二章是“庄子的名学与人生哲学”。其中最为新鲜的是以生物进化论解释庄子哲学的第一章。
胡适之先生认为庄子中的“哲学”主要是生物进化论。《庄子·秋水篇》中有言:“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胡适认为“自化”二字,“是《庄子》生物进化论的大旨”。庄子说的“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更被胡适说成对生物进化的描述,胡适说:“这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他说万物本来同是一类,后来才渐渐的变成各种‘不同形’的物类。却又不是一起首就同时变成了各种物类。这些物类都是一代一代的进化出来的,所以说‘以不同形相禅’。”⑼接着,胡适又取《庄子·至乐篇》末章,附会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从产生“种子”到一层一层进化成最高等的人类。最后胡适还指出庄子的“进化论”的缺点,就是“《庄子》的进化论只认得被动的适合,却不去理会那更重要的自动的适合”,⑽所以不如达尔文的理论,而只是一种被动的、天然的进化论。
胡适对庄子的解读,让读者对庄子的印象,简直就是一个生物学家,并且和达尔文从事相同的工作,只是成就比不上达尔文。对胡适的这种解释方法,时人就已经多有批评。梁启超在为北京大学哲学社所作的题为《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演讲中就说:
“胡先生讲的庄子,我也不甚佩服。……《寓言篇》‘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这两句,章太炎先生拿佛家‘业力流注’的意义来解释,胡先生拿生物进化的意义来解释,我想还是章先生说得对。章先生的名著《齐物论释》用唯识解庄子,虽然有些比附太过,却是这个门庭里出来的东西;胡先生拿出唯物观的眼光看庄子,只怕全不是那回事了。”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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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50年代,胡适检讨他以生物进化论比附庄子,结论居然是“真是辱没了《物种由来》那部不朽的大著作了”。对此,陈平原先生评论道:“适之先生为何不反省其‘辱没了’《庄子》这部同样不朽的大著作呢?须知先生治的是‘哲学史’而非‘生物史’,要道歉首先是面对庄子而非达尔文。”⑿由此可以看出,胡适以西方哲学标准裁剪中国思想一直没有改变。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然而我们应该追究的是,庄子在中国历史上提供的是一种出世哲学,庄子的人生哲学影响了中国文化史,而胡适为什么不讲庄子的典型的道家人生哲学,而把他和西方的生物学家达尔文联系起来,以和庄子思想风牛马不相及的生物进化论来解释庄子。
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以及后来的《先秦诸子进化论》等解释中国哲学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是完全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整理中国思想。在比较哲学的背景中,胡适通过他对西方哲学的定义、研究对象、领域的了解,把西方的整个哲学史模式搬到中国,把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统统套到这个体系中进行剔取、整理与评估。他以一个西方人的眼光看待中国哲学,把中国
哲学中一切他认为不符合西方“哲学”主题的内容全部剔除,而特别注重那些和西方哲学主题相似的内容。正是凭着对西方哲学的了解,胡适建立起了一个现代意义的哲学史写作的模式。正是由于胡适以西方人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哲学,看待庄子,庄子的大量思想的光辉都变得不再是“哲学”的,因此得不到哲学的整理和挖掘。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它们有各自的精彩之处,而“哲学史”的责任无疑就在于凸现历史上的哲人智慧与深刻思想。虽然哲学无论中西,固有其共通之处,但是东西哲学的着眼点精彩之处却不尽相同。如果没有把这两种哲学置于对等的地位,而是纯粹以西方哲学的观念为标准去裁剪中国哲学,那么,中国哲学的特性和精彩便会被哲学史排除出去。这样,一部中国哲学史,展现的不是中国哲人的思想精华,而是西方哲学主题在中国文化大系中的异域变种,从而把中国哲学变成西方哲学的一个特殊部分。余英时先生曾经这样批评现代学人诠释中国传统思想的不足:“现代中国学人用西方的概念和分析方式研究自己的思想传统时往往不免流为牵强附会和生搬硬套。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症结,便在于他们不但在语言和技术层面上接受了西方的概念和分析方式,而且不少人还毫不迟疑地视西方的理论和观点为具有普遍性的真理,可以用来直接诠释中国的思想传统。其典型的表现便是把中国传统看作材料而安置在西方的理论模式之中。”⒀胡适以进化论解读庄子,使人不禁想起古希腊神话中那个著名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的故事:恶魔普洛克路斯忒斯守在路边,把行人抓到他的床上,太长的就用斧子砍掉行人的脚,太短就把人拉长,总之就是不论死活,一定要把人弄得和床一样长度。在这里,胡适就是普洛克路斯忒斯,西方哲学概念是那张固定不易的床,而庄子哲学则是那个被抓到床上的可怜的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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