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与启蒙运动的进步观相左，法国启蒙思想家(2)
2014-03-27 01:03
导读：三、自由与奴役皆因公意 卢梭的公意理论试图将个人主义与普遍主义结合起来，即服从公意就是服从自己的意志，因为公意是普遍的，决不考虑个别的人
三、自由与奴役皆因公意
卢梭的公意理论试图将个人主义与普遍主义结合起来，即服从公意就是服从自己的意志，因为公意是普遍的，决不考虑个别的人以及个别的行为。然而普遍性的公意何以是公正的?如何让人们认识到服从公意对保障自由的重要性，进而自觉服从公意?因为卢梭说过，公意永远是公正的，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对拒不服从公意的，就要迫使他服从，也就是要迫使他自由。卢梭在处理这两个问题上，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从而衍生出背离他初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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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要求一视同仁，公正的一个起码条件是禁止任意性。卢梭把公意和自由联系起来，是因为他相信公意永远是公正的。公意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从公意的形成来看，通过社会契约，每个人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奉献出去，组成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而共同体就以这一行为获得了他的意志，即公意。按照启蒙运动时期社会契约论的逻辑推理，政治共同体的权力源于个人权利的转让，正是这一转让行为形成了政治共同体，不过转让的不是人的天赋权利，例如在洛克那里，转让的是私人裁判权，在转让这一权利时必须是平等的，否则在发生冲突时，有人例如君主就会成为自己案件的裁判者，暴政依旧。而卢梭防止通过社会契约的结合变为暴政的方式却是毫无保留的转让，理由是这样对于所有人的条件都是平等的了，他没有向任何人奉献出自己，也就不存在人身依附和人对人的奴役。那么人们为什么要相信共同体呢?卢梭说，共同体是个人生命的放大，它是公共的大我。这样看来，个人注定要为共同体而生存，一切为了共同体的事业，正如卢梭所说，社会公约也赋予了政治体以支配他的各个成员的绝对权力。这样形成的公意是获得了普遍性，还是具有了万马齐喑的一致性，是一目了然的。为什么会在视自由如生命的卢梭身上出现这样的逻辑悖论?原因是卢梭把平等当作自由的前提，而且卢梭所理解的平等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平等(例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形式平等的概念)，更主要的是实质上的平等，如果我们联想到卢梭把所有不平等的根源都归结为私有财产权的出现，就更能验证我们的判断。试想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按卢梭的分析，文明因私有权的出现已经堕落，而作为纠正手段，社会契约提供的解决办法只能是个人毫无保留的奉献，使国家成为他们全部财富的主人。另一种情况，卢梭并不反对因自然原因造成的不平等，例如体力、智力、年龄等，如果因这种自然的不平等产生社会的不平等，又当如何?人为的纠正办法只能是由国家全面控制个人活动的外部条件，这必然造就一个威权国家。而按照洛克传统的自由主义，实质平等与自由是不相容的，因为实质平等只有在全权国家的控制下才能做到。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从保证公意公正性的途径来看，公民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勾结，国家之内不能有派系存在。如果存在派别，其中一个大的派别就可能只手遮天，那么就不再有公意，占优势的意见便只不过是一个个别的意见。如果不存在派别，每个人都代表自己投票，那么个人的自私自利将在投票中相互抵消，才能保证公意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或者说总是从全体出发。在政治共同体中，占优势的集团的利益总不能代表公意，这符合卢梭对公意概念的限定——公意不是多数人的意志，当然更不可能是少数人的意志，而如何防止优势集团假借公意之名谋取一己之私，这是任何宪政民主社会都会面临的问题。解决之道无非三种类型：一是理想型，借用经济学中的完全竞争模型来讲，政治共同体中的利益集团像原子一样足够多、足够小，因而任何集团的行为都不会对公意产生影响；二是简单划一型，通过消灭派系和利益集团，一劳永逸地解决意志之间的分歧；三是竞争选择型，这种解决方案首先承认公民的真正自由在于公民的自由选择，派系之间的竞争为公民选择良好的公意创造了前提条件。第一种方案只存在于公式模型之中，第二种方案被希特勒的德国实践过，第三种方案存在于洛克和孟德斯鸠的理论谱系中。英国
哲学家罗素说希特勒是卢梭的一个结果。可这决不是那个“宁愿在风暴中享自由，不愿在安宁中受奴役”的卢梭的本意，这完全是那个以自然为摹本的公意概念惹的祸。那个给野蛮人带来自由的超越于任何个体意志行为的自然力量是自成一体的，或者说是上帝意志体现的自然法，宗教改革保留了上帝面前的人人平等，引入每个人都是传教士这一个人主义因素。但公意却不是这样，卢梭和洛克、霍布斯一样都承认自我保存是人的天性，由此出发，困境产生了：那个自私自利的人又怎么能为了公共利益参与到公意立法中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卢梭只有放弃普遍性转而苛求一致性，于是公意就成了个别意志正负相抵消剩下的总和，个别意志被淹没在了公意的海洋中而鸦雀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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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违背初衷的结论是由于不恰当的类比与论证方式造成的，还说得过去的话，但赤裸裸的表白却令人怀疑作者的意图。在如何使人们服从公意这个问题上，卢梭一方面祈望知识贵族对人们进行公意启蒙，另一方面借助于民族宗教强迫人民服从公意的统治，对拒不服从者，轻则驱逐，重则处死。因为卢梭坚信公意能给人带来自由，他对公意的崇拜带来的是绝对民主的恐怖和愚弄。
不过，对卢梭的思想简单地下结论未免轻率，因为卢梭给他的公意统治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论立法者一节中，认为发现适合各个民族的最好的社会规则，简直是需要神明，而这个像神明一样的创制者的职能与人世间毫无共同之处。卢梭对那些适合公意立法的民族的限制条件更为苛刻，没有过法律的羁绊，没有传统和迷信，置身于四邻冲突之外，全体成员彼此相识，自给自足，兼具古代民族的坚定性与新生民族的驯顺性。如此苛刻的条件，成功的极其罕见，卢梭意识到了“通过把自然的单纯性和社会的需要相结合来为人类文明寻找出路的不可能性。”寻找绕过悲观主义的道路再次令卢梭陷入悲观，也许卢梭自己也意识到了他的公意理论所带来的可怕的逻辑后果，而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正是在公意的名义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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