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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者:您认为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之间是一种学说方面还是风格上的差异呢?如何看待最近这两个传统之间的互动?
达米特: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分野并不是流派的问题,因为流派更多地和学说有关,不同的流派有不同的学说,而这两个传统几乎都是有关风格的差异,也就是做哲学的方式。关注的问题是什么,提供何种答案,要到这里寻找分析哲学不同于欧陆哲学的地方。据我的了解,二者更多的是风格上的差异,而不是学说上的不同。最近20年这二者之间的对话越来越多了,这是好事情,但仍然还不够。这两个传统之间形成了一个鸿沟,这是很大的遗憾。的确,我愿意看到分析哲学家研究比如说胡塞尔,但我并不认为他们研究海德格尔是一件好事,我对海德格尔没有任何好感,人们认为他是上个世纪的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而在我看来他是一场灾难。但是,胡塞尔不是灾难,他是非常有趣的哲学家。历史地看,这两个传统之间的割裂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那之前,英国哲学家读许多德国哲学的著作,而在此之后就大不一样了。你要问牛津任何一个本科生和研究生是否阅读洛采的书,他们肯定回答说没有,如果真有一个,那我会感到奇怪。但是在19世纪牛津有许多人都读洛采。我们知道,19世纪黑格尔在英国非常流行,但在罗素和摩尔之后情况就不同了,黑格尔主义是他们所反对的。罗素尤其对弗雷格和迈农感兴趣,他们都是反观念论的。不仅如此,罗素对牛津哲学家也很有偏见,他曾经说:“牛津有人懂逻辑吗?”罗素对斯特劳森的哲学非常不认同。因此,我认为英国哲学家阅读德语哲学著作的习惯在一战之后就消失了,在20世纪早期是由于种族主义反对犹太人,使得德国哲学失去了英国的读者。现在本科生和研究生阅读弗雷格,但当我最初开始阅读和写作弗雷格的著作时可不是这样的情况,那时每人都知道弗雷格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但没有人阅读他的任何东西。
访问者:正是您的工作第一次使哲学界真正发现了弗雷格。
达米特:是的,我的确在那个方面非常有影响。不过,阅读德语文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不流行了。就维特根斯坦而言,你既可以阅读其英语著作,也可以读德语,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既用德语也用英语写作,魏斯曼就在牛津举行英语讲座。无论如何,如果我没有开始研究弗雷格,可能就不会有弗雷格的英语译著。我关于弗雷格的书出版之后,的确是将弗雷格推进了哲学圈。
访问者:现在这两个传统正在缩小横亘在它们之间的鸿沟,你为此感到欣慰吗?
达米特:是的,的确是,他们比以前能够相互理解了,问题是他们究竟如何相互理解对方。在欧洲大陆也有一些重要的分析哲学家开始对胡塞尔感兴趣,我相信这种互动的速度正在加快,他们可以相互讨论和交流。当然,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之间仍然存在着裂隙,如果你想推进他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分析哲学的范畴会有用,但无疑他们仍然是不同的学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意大利有分析哲学的学会,也有许多分析哲学家,而且也召开分析哲学的会议,实际的情况是仍然有分析哲学和非分析哲学的区分。
访问者:希尔教授,您如何看待分析哲学与与欧陆哲学之间的对话?
希尔: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的分野确实不像20或30年以前那么重要了,那时,法国、德国、西班牙等欧陆国家做哲学的风格非常不同于英美。我明显感到,在过去的20或者10年间,受英美分析传统训练而对欧陆哲学家非常感兴趣的人数正在急剧增加,他们对胡塞尔、梅洛-庞蒂和海德格尔等等感兴趣。因此,分析哲学中,比如在我的研究领域(心灵哲学)中,哲学家和经验心理学家的互动越来越多,大量研究集中在成长中的儿童、大脑损伤、神经生理,以及大脑如何与行为相关联这样的主题。哲学家对心灵的赋身化(embodiment)问题非常感兴趣,也非常关注心灵如何实际存在于真实的生命体中,尤其是如何促成感觉、反应、思考等,所以心灵哲学的这些研究路向是非常先验化的方式,但为什么说它和欧陆哲学相关呢?因为欧陆哲学家,尤其是梅洛-庞蒂、胡塞尔、后期海德格尔,他们的哲学都关注这些问题,他们的著作推进了这种风格的哲学研究。例如,梅洛-庞蒂研究具象化[hdh1] 问题、自我的问题、自我与肉体的关系等问题。此外,一些政治哲学家也与欧陆哲学有一些联系。分析哲学背景的学者读英文的欧陆哲学著作,比如海德格尔的作品,而且这些著作正在影响着他们的哲学研究。我不确定欧陆传统中的哲学家是否阅读分析哲学的著作。但是,我认为,在英国现在非常活跃的20-40岁之间的学者们,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不愿意将自己明确划分为分析或者欧陆哲学的阵营,他们更倾向于说自己受到了分析哲学的训练,重视这样的一些特征,关注分析的传统,我认为他们并不愿意将自己与所有的欧陆哲学家完全划界,这很好。反倒是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的分野仍然非常明显。
访问者:您认为这两个传统之间互动的原因是什么呢?
希尔:为什么会发生二者的互动呢?我想分析哲学需要找到解决这些批评的办法,分析哲学被指责正在变得非常狭窄、枯燥和无意义。可能这不是哲学问题本身的转变,而是由于某种专业原因或者社会原因而发生的变化。我想专业原因或许是正确的,学者如何能够被资助,或者可以得到何种基金的研究项目,这些都会影响到这个问题。例如,在过去的20或者30年间政府资助的项目大幅度地倾向于鼓励各学科间的交流工作,比如认知科学直接和哲学交叉。政府不仅鼓励每个学科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发展,而且希望各个领域相互对话,在各门学科的互动中才能产生新的思想,不仅对科学研究者如此,哲学家也要表明已经在与其他学科交叉。如果你想要得到升职,进行一个独特的研究项目非常重要,它应该既体现自己的创造性思想,但又不能太离谱,另一方面,也不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内容,这些课题就是代表欧陆哲学风格的伦理学和关于人的问题的研究。
访问者:1992年,剑桥大学要授予德里达荣誉博士学位,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希尔:那时德里达在文学界非常有影响,一些英语系的学者提议授予其学位,剑桥的哲学家没有参与提名的事情。而当德里达被提名时,分歧很大,一些人联合起来坚决反对。如果今天再次提议,是否会遭到如此大规模的抗议,我表示怀疑。一些当年反对德里达的人还在剑桥,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已经退休了,他们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其实,弗雷格、维特根斯坦都是欧洲大陆的,但也是分析哲学家。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之间的分野实际上开始于二战之后,因为一些哲学家们移民到了美国和英国。所以,或许这种分裂的原因是政治原因。战后欧洲大陆的哲学家重建秩序,在德国、法国、西班牙这些国家的大学之间更多地联系,他们形成了欧陆风格。另一方面,英国和美国通过分析哲学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分析的风格,建立了自己的学术惯例,为推进英美之间的联系做了许多努力,比如许多奖学金和基金都是用于英美学者之间的相互交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