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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玛莎·努斯鲍姆；伦理理论；反理

2014-03-31 01:37 　　

　　〔论文关键词〕玛莎·努斯鲍姆；伦理理论；反理论；德性；规则；具体的判断
　　〔论文摘要〕伦理理论与反理论不仅是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之间的争论，而且同样存在于德性伦理学内部。玛莎·努斯鲍姆是当代著名德性伦理学家。她的德性伦理理论化的主张具有代表性。研究玛莎·努斯鲍姆的伦理理论化的思想，有助于我们站在伦理学的前沿，把握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学的最新发展方向。

　　在当代德性伦理学复兴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伦理理论与反理论的争论。所谓伦理理论化就是指伦理学应该有普遍的形式或结构，应该考虑普遍的规则和解释。而反理论化则认为普遍性的规范或规则并不能记下不同情况下广泛而不同的要求，它反而依赖于敏感性—一些人把它比作鉴赏力，具有德性的人辨别道德的显著区别和细微区别的能力，而这是特殊的。人们一般认为伦理理论与反理论的争论存在于德性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之间，其实它也同样存在于德性伦理学的内部。迈克尔·斯洛特认为，德性伦理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理论化的德性伦理学，另一类则不是的。
　　现在，主张伦理的理论化的德性伦理学家强烈地反对反理论化的德性伦理学家对其理论化的嘲笑。同时，他们也解释了他们所提出的理论与效果论者、康德主义者以及其他人所提出的伦理学类型的区别，同时他们还想证明所提出的理论是有道理的。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就是其中主张伦理理论化的代表性德性伦理学家。
　　
　　一、拒绝伦理理论的观点及其回应
　　
　　人们拒绝伦理理论，有多种原因：或许因为其特别的宗教理论反对独立的人类理性的巨大作用；也可能因为相信奇迹或占星术，还可能仅仅因为厌恶受到理论的约束。所有这些都曾经是反对伦理理论化的理由。当代反对伦理理论化的理由也一样各有不同，努斯鲍姆认为主要有如下几个主要指控。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1、理论忽视了行为者独特的计划以及它和理论的关系
　　这是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反对伦理理论化的主要理由。事实上，在《普遍性视角的观点：西季威克和伦理学的计划》的文章中，他认为理论要求我们忽略我们和我们的计划之间的关系，而这一事实“揭示了伦理理论无法解决的问题”。[1] (170)通过要求我们“从没有偏见的观点”评价行为的过程，这些伦理理论提出了不可能而且是不合理的要求，因为这完全不是人们如何生活并使他们的生命有意义的问题。
　　努斯鲍姆认为，伯纳德·威廉斯所批评的伦理理论可能确实是西季威克和边沁等功利主义者的特点，但把它当作伦理理论的普遍真理还为时过早。比如说，在康德伦理学中，尽管它常常在追求普遍性的善之义务时，要求我们尽量不要考虑个人的特殊境遇和关系，但它总是具有一个特殊立场，认为一个人的关系对他自己来说，占有绝对基础性和构建性的作用，同时也坚持家庭关系、城市关系以及其他与我们有关系的特点应该得到特别的考虑。在努斯鲍姆看来，由于康德常常否认人们境遇中的一些特点，比如说种族、性别等，与道德的相关性，因而伯纳德·威廉斯提出了反对意见。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理论，虽然完全建立在围绕行为者为自己所设计的完美生活的基础之上，使之得到了威廉斯的同情，但他还是否定了它。
　　一般而言，人们认为从外在于我们自己的视角审视我们的境遇需要从对伦理问题的普通视角来审视。否则，我们会感到太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了。因为即使小孩子也能很快掌握如何清楚地区分善的东西以及批评只考虑自己的目标和计划的人，因此，主张区分应该是公平的、使之显得不像是来自某个具体的个人的视角的观念在竞技场上比在政治学上还要常见。由此，提出要把公平的观点置于哲学家的中心位置就是要求我们偏离日常生活和实践的看法，是错误的。努斯鲍姆认为，“他们把我们实践中的某个方面作为中心而远离实践中的其它方面，这种观点的正确与否是伦理理论内部争论的观点。然而，威廉斯把非理论的行为者描绘成局限于个人视角的社会时，的确是有意抽掉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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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理论忽视了道德心理以及情感的重要性
　　拜尔认为，伦理理论常常忽视了道德心理和情感的重要性。她崇尚休谟的“心理学理论”而不是某种理性的理论。
她否认休谟有任何“规范理论”，并且借助亚里士多德和休谟的相似之处否认亚里士多德是一个“伦理理论家”，她否认亚里士多德有规范理论，认为我们必须在“理性的”规范理论和更主要的描述而不是规范的道德心理学之间进行抉择。
　　努斯鲍姆认为这一论点是错误的。任何主要的伦理理论都不会认为只有行为者的理性过程在获得正确的选择中至关重要。各种理论实际上都对情感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重视制度和道德教育如何塑造情感以使人们形成善行。在哲学史上，尽管康德和亚里士多德对情感的解读不同，但他们都重视情感的研究。斯多葛学派很早就重视道德心理的研究，主张为了人类的普遍同情心根除愤怒与仇恨。亚当·斯密的伦理理论把焦点放在了情感上。休谟和密尔在情感方面也作出了很重要的研究。而且，绝大多数理论都肯定了情感在道德选择中的正价值。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斯多葛虽然力图彻底将愤怒、悲伤以及所有被他们称之为“情感”的东西，但他们的确把行为者的某些情感动机如博爱、甚至某种性爱引入到了道德选择之中。[3](231-267)
　　3、理论要求行为者对每件事都要审慎考虑，但善的伦理实践通常比沉思更直观
　　麦金太尔就持这种观点，而威廉斯和拜尔的著作也具有这种倾向。努斯鲍姆认为，这是一种误导。“伦理理论确实需要批判性的沉思：从整体上说，他们要求所有的行为者在某个时间、以某种方式把他们的生活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但没有哪一个伦理理论要求在每一个伦理选择面前都要有明确的沉思。”[2] (68)就功利主义来看，功利主义者只要求其精英分子沉思，显然这是一种不平等的观点。在努斯鲍姆看来，理论在许多维度上是不同的，它们是训练有素的行为者相信自己的安排和看法；其不同依赖于理论对情感的解释。所以，康德相信恶习可以被抑制但难以有很大的改变。他要求更多地试探和影响行为者。与康德不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教养好的人最终会喜欢他们追求的善，这是一种合理的期待。但即使是康德也希望行为者有时相信他们有自己的感觉：比如，通过对医院和病人探访增强我们的同情心，当我们对责任不够充分关注时，她就可以很好地指导我们的行为。康德当然不会认为有德之人在每次行动时必须先学完其理论，他认识到把人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的观念应该在很早的时候就注入到道德教育中，因此，在此后的生活中就会在已有的善的基础上给人以力量。所以，他说：“天真是很荣耀的事；但不幸的是，它难以维持并荣易被引入歧途。因此，即便是更多地包含在行动中并且不会超出知识去行动的智慧也需要科学，不是为了从中学到什么，而是因为智慧给人的教诲更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并更加持久。……这就是为什么人类的普遍理性要跨越自己的范围进入实践哲学的领地，这不是出于思辨的需求（只要能满足起码的健全的理性的需要就不需要加上这样的理由），而是基于实践本身。……因此，当普遍的实践理性自我发展是，就不知不觉地产生了辩证法，促使实践理性求助于哲学。”[4](303) 换而言之，善的道德实践并不是那么需要理论，实践需要理论仅仅是因为人们对善产生动摇，这才需要系统化的和一致的理论坚定他们的信念，以免受恶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