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爱德华·赫伯特被后世称为自然神论之父，(2)
2014-04-01 04:27
导读：(五)人的美德和罪过将会得到应有的奖赏和惩罚 赫伯特相信来世的奖赏和惩罚，“永恒的奖赏以不同的形式被置于天堂、星宿、理想的乐土，或者是感到与
(五)人的美德和罪过将会得到应有的奖赏和惩罚
赫伯特相信来世的奖赏和惩罚，“永恒的奖赏以不同的形式被置于天堂、星宿、理想的乐土，或者是感到与上帝同在的出神状态之中”，惩罚存在于轮回、地狱、阴间、炼狱、暂时或者永久的死亡之中。而所有的宗教、律法、哲学以及良知都公开或含蓄地认为人死之后的来世奖赏和惩罚。对灵魂不朽的确认、上帝对此世罪行的报复也间接地证实了“永恒奖赏的存在”。只要上帝希望如此，灵魂就可以不朽。人们相信纯洁的生活和勇敢的精神会带来幸福，正因为存在这样的共同观念，人们才会尊敬勇赴沙场、陨身不恤的遗骨。
二、自然真理要以启示真理为补充
赫伯特把包含“五大信条”的自然真理作为普世教会的基础，那么真正的宗教便抛弃了神的启示。这种观点无疑与当时的神启宗教针锋相对，给正统的神启宗教当头一棒。如果爱德华·赫伯特在当时毫无保留地抛出这样的观点的话，无疑会加剧宗教迫害和纷争。因此，赫伯特对此观点做了修正。他认为宗教虽然以自然真理为基础，但可以以上帝的启示为补充——被其后的洛克发展为系统的宗教宽容学说，而同时上帝的启示必然是合乎理性的。应该说赫伯特这种温和的激进是符合当时的社会趋势的，顺应了当时渴望结束宗教战争和迫害的社会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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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狭义的启示真理
第一，启示真理的鉴别。赫伯特主张：“启示的真理是存在的，对其忽略不顾有失公平。”但是，赫伯特认为启示的真理与自然的真理的本性不同，自然的真理以人们的能力为基础，“而启示的真理所依靠的则是启示者的权威”。因此，赫伯特认为启示的真理性需要我们认真鉴别，防止虚假的启示的误导。赫伯特主张对启示的鉴别除了要运用自己的能力之外，还需满足种种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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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条件包括：第一，辨别时要运用“每一种可以用来向特殊与普遍的神意祈求呼告的能力”；第二，启示必须是上帝直接给予某个人的，没有其他人作为叙述的中介；第三，启示真理的内容应该是善的；第四，启示真理的辨别时要求能直接感受到圣灵的气息。赫伯特认为对于超越了人类理解事物，只要是运用以上的条件进行分析得出的结果，就应该“充满尊敬地承认上帝的善良意志”。
第二，先前时代真理的鉴别。赫伯特认为，几乎每一个时代都认为“启示的降临都以灵物作为中介”，比如天使、精灵或者神怪等。而对于教士宣称的发生在先前时代的启示，赫伯特称，则除了需要满足前面的几个条件外，还“要求他的教士要满足以下这些标准”。这些标准包括：启示是被给予教士的；启示必须出自于最高的上帝；启示应该被教士准确无误地表达并记述下来；“这种启示与后世之间应该具有紧密的联系，以至于它必然会成为一个信条”。赫伯特认为对于所谓的先前时代的启示，“一个教士应该就所有这些问题提供令人满意的证明。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谨慎的俗众就不能依靠这种所谓的启示得出任何的结论”。
(二)广义的启示真理
赫伯特认为如果从更广泛意义上理解启示，启示“包括上帝恩典所要求的一切”，“上天回应他们的祈祷，在迷失的灵魂遭受痛苦折磨的时候所施予的求助就是启示”。除了这些，广泛意义上的启示还包括“与信任、好的事功以及悔改相关的，内心深处的神圣的观念同样也是启示”。在赫伯特看来，良心的活动和虔诚的内心冲动，都以启示为起点和终点。在这里，赫伯特把启示作为人们心中怜悯和喜悦的最初推动力。
显然，这里如果按赫伯特这里的观点，启示真理的范围相当广泛，几乎没有给自然真理留下什么空间。但是赫伯特话锋一转又对启示做了限定，把启示限定在“内在理解所确认的，存在于普遍神意范围之外”，只有这样的启示才是真正的启示，应该说赫伯特这一思想对后来洛克严格划分理性和信仰的界限这一观点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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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赫伯特自然神论思想对现实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理论价值
自然神论是当时欧洲社会的映照，也是当时的自然科学水平在宗教哲学方面的表现。赫伯特自然神论思想的理论价值在于他开创了自然神论一派，深深影响了其后的神学思想，成为自然神论思潮的先驱。他不仅提出了自然神论学说的两个核心信条，而且他提出的“五大信条”成为自然神论的思想基础。赫伯特鼓吹对上帝的虔信和礼拜，相信末日审判和来世奖罚，这些神学古董远远落后于17世纪哲学和科学已经达到的水平。但是这些思想的提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相当激进的，它产生于特殊的社会环境。这种学说跟泛神论、无神论以及传统神学比较起来更符合社会进步的思想潮流。因此，正确、准确理解自然神论以及爱德华的神学思想，不仅是正确理解西方神学、哲学的理论需要，更是正确理解17世纪的英国社会乃至欧洲社会的理论需要。
(二)实践意义
赫伯特强调宗教的道德价值，他主张通过对宗教的信仰使社会走上符合德行规范的道路。更重要的是，赫伯特要求把宗教建立在天赋的自然理性的基础上，他提出把“五大信条”作为一切宗教的理性基础。他的自然神论思想直至今天对我们仍然具有多方面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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