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文化哲学研究的中国资源既包括观点、也(4)
2014-04-25 01:27
导读：第三，这种方法论研究必须真正面向不断变化发展的、现实的人类社会，探讨并运用真正适合于研究这种对象的研究方法，而不是通过把“人事”“物事”
第三，这种方法论研究必须真正面向不断变化发展的、现实的人类社会，探讨并运用真正适合于研究这种对象的研究方法，而不是通过把“人事”“物事”化，运用尽可能抽象化、形式化、精确化、纯粹化的研究方法，探讨和研究产生并实质上构成了“人事”之基本内容和本质特征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过程（social interactions），以及现实社会个体因此而具有的社会层次、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从而真正通过触及“人事”而认识和把握“人事”，因而最终达到从根本上真正认识和把握包括这里所谓中国资源在内的人文世界的基本内容和本质特征的目的。
而一个“有机结合”则是，从严格的方法论意义上来看，只要我们承认“研究者的基本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都是由被研究对象的基本性质和存在状态决定的，而不是可以随意选择和运用的”的基本原则，承认生活世界本质上具有相对稳定的中观物质世界诸对象的、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基本特征，那么，我们就必须在包括这里的方法论问题在内的方法论研究过程中，把分别构成被研究对象的存在现状和演变发展的共时性维度和历时性维度真正有机结合起来。
最后，我们还希望补充强调两点：
第一，本文所谓“别一种资源”，实质上指的是重人伦、重生成、重流变、重体悟、重微言大义的中国传统思想，在这里为我们所提供的、在文化哲学研究过程中吸收和利用中国资源的研究方法论方面的启发意义——毋庸讳言，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在涉及吸收和利用包括中国资源在内的各种本土资源的时候，绝大多数研究者迄今为止所关注的都是具体的研究结果及其内容，而不是使这样的研究结果得以产生出来的基本立场和研究方法，因而实际上在表明自己尚未达到研究方法论的真正自觉的同时，也表明中国传统思想的方法论维度既是对今天的研究工作富有启发的灵感源泉，同时也是作为有待开发的肥沃处女地而存在的“别一种资源”；我们这里之所以突出强调“必须在方法论研究过程中，把分别构成被研究对象的存在现状和演变发展的共时性维度和历时性维度真正有机结合起来”，实质上便意味着不仅把这种资源当作某种灵感来对待，而且必须通过实事求是的系统研究使之变成可以用于实际研究工作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论的涵义。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第二，为了突出强调作为“中国资源”的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特质、为了突出强调“人事”与“物事”在基本内容和本质特征方面的巨大差异，我们在这里似乎表现出了贬低西方哲学传统的惟理智主义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的倾向，不过，这根本不意味着，这样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在探讨和研究包括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在内的各种“人事”的过程中一无是处、毫无作为——尽管对这样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进行彻底清理、批判反思和系统重建是一项既有待全面展开和极其重要、也是我们在这里所无法进行的研究工作，但是，我们仍然希望根据我们的一个基本观点来极其简要地揭示它的地位和作用：这个基本观点就是，构成
人类学术的任何一种观点和方法，都具有其自身的有效性限度；研究者若想对某种观点或者方法进行全面彻底的批判反思和评价，首先就必须明确地确定其有效性限度。根据这种观点来看，我认为，由于西方哲学传统的惟理智主义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尽可能是被研究对象抽象化、形式化、精确化、纯粹化来揭示其基本内容和本质特征，因而总的说来，这种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的优势在于运用逻辑手段对被研究对象的共时性现状进行形式分析。所以，当我们探讨和研究与文化哲学研究的中国资源有关的方法论问题而涉及到相应的、被研究对象的共时性形式方面的时候，这种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仍然能够比较充分地发挥其作用。
综上所述，包括这里涉及的研究方法论问题在内的进行人文研究的哲学方法论问题，本身是一片既辽阔肥沃、又充满艰险的处女地，让我们一起努力，通过逐步达到研究方法论的自觉、通过逐步形成和完善这样的方法论，而不断开拓进取吧。
[1] 从根本上说，自胡适以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和论述，实际上都具有这种特点；在我看来，国内哲学界近来持续数年的“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便与这样的做法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就是这种做法所带来的后果之一。
[2] 《周易·系辞上》。
[3] 《周易·系辞下》。
[4] 《老子·五十一章》。
[5] 《周易·序卦传》。
[6] 《张载集》。
[7] 霍桂桓：《文化哲学论要》，北京：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2006年10月版，第32页。
[8]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下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95－3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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