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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这种思维方式就其实质而言,我以为是一种综合、创新的思维方式,从第四点可知,在思维中所谓交往、对话就是让对立或不同的各个方面通过“对话即发问、诘难、应答与比较”及交流、沟通、理解(包含交锋、冲突、解释、渗透、吸收等等),最后有所超越和升华,达到一种综合、创新的境界。中文先生提出,“ 当今是综合创新的时代”,“综合可能是一条创新之路”。在我看来,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实质就是理论上的综合、创新之途,只有通过交往、对话,才能将多种声音在“亦是亦非”的交流、沟通中达到一种更高形态的“综合”,实现理论创新。在此意义上,我想把交往、对话思维概括为综合、创新的思维。
以上,我只是对中文先生的“新理性精神”文论内在结构的三个主要方面作了初步分析。我以为这三个方面相互交织渗透,组成一个开放的理论系统。至于其极为丰富的精神内涵及当代意义,本文还远未谈透,还有待于文论界同仁的进一步研究与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