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新启蒙与文学(2)
2014-05-16 01:28
导读：写作 不过是奢谈。在人文精神、文学与金钱经济关系方面，两个极端都是荒唐的，应该在今日市场经济社会背景中寻找二者的辩证关系。就此而论，伦敦
写作不过是奢谈。在人文精神、文学与金钱经济关系方面，两个极端都是荒唐的，应该在今日市场经济社会背景中寻找二者的辩证关系。就此而论，伦敦的传记作家欧文•斯通说得有道理：“有一些人为了文学
写作，脑子里不存在丝毫金钱思想，写出来的可能是垃圾；另一些人为了金钱写作，却可能创造文学。决定因素是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与才能的报酬有关的计划。”在这里需要补充的一句是，除了才能才华，一个
成功的作家还须拥有丰饶的生活积累、深切的
人生体验以及包括崇高人文思想在内的其他必备条件。
今日文学与市场经济关系还不仅仅是文人文学与金钱的问题，尤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这一力量巨大的杠杆作用给文学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市场经济看来给价值观带来了某种混乱，但它击碎了陈旧过时的观念，又提供了新的人文价值观的沃土。自由、尊严、平等、公正，这些人文精神所主张的基本概念要求，其实是经济学自由主义传统的出发点，只有市场经济破除“官本位”与等级制度才能实现人文的追求。现在，面对汹涌而至的市场经济大潮，文人与文学对它只是初期的阵眩与不适应，而市场经济决非是危害人文精神与文学的罪魁祸首，实际上它创造了张杨人文精神、推进文学发展的良好环境。所以说，现在谈人文精神，谈文学的生存与发展，谈人文知识分子的位置，应有一个出发点与立足点，这就是顺乎历史，不能脱离(更不能对立)市场经济这一时代大背景，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由农业文明转为工业文明，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恰恰应该诞生那种拥有人文精神底蕴、探索现代人生存价值的伟大文学。
三
人文精神与新启蒙的关系。在这场人文精神大讨论中，不知为什么，它轻视与排拒了另一声音的呼唤，这就是有些作家与理论家提出的“新启蒙。”如年前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部分中青年学者说，在社会转型期要“找回失去的精神家园，为此，文学必须再进行一次彻底的启蒙”。声音虽然不算强大，但人文精神讨论把它视为毫不相干却是一大失误。人文主义，西文humanism。启蒙运动为enlightenment，它的词根是启发、照亮、摆脱偏见的意思，如加以引申或通俗点说，启蒙运动是以人文精神照亮蒙昧首，用知识、理性使之摆脱偏见。事实上，无论从历史抑或从现实看，人文精神与启蒙，原本相生相伴，有着不可分离的血缘关系。人文精神离开广泛的启蒙运动，它怎样深入到民众灵魂呢?脱离特定时代的启蒙使命，它就会变得虚泛议论而不知它价值定位在哪里。批评者为什么认为这场人文讨论“玄秘而虚空”，本来具有“建设性的话题，变成了纯粹消费性、宣泄性，甚至表演性的话匣子”?其因盖出于人文精神抽象化，脱离现实社会与世俗环境，只谈终极文化关怀理论而与现实启蒙任务相脱节，致使世纪之交的人文精神具体内涵、定位在哪里，它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土地上关注的中心焦点是什么，这一系列至关重要的命题变得模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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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说，人文主义一词的由来是伴随文艺复兴而诞生的，它也是后来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理论的旗帜。当时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诗人的彼得拉克(亦有译为佩脱拉克)，他的名字与人文主义联系在一起。彼德拉克原是科隆纳红衣主教的
秘书而拥有显位，但他不迷醉于这种彪炳烜赫的生活，宁肯独守于沃克吕滋乡村幽室，研究希腊和拉丁文典籍，发现古代文科研究与古代哲学关于人的价值观念的意义。按西塞罗的说法，那些包括语法、修辞、艺术、历史、涛歌和道德哲学等是一种“人文学科”。而“人文主义是
历史学家给15世纪这种整体现象所起的名字，文化的‘再生’或‘文艺复兴’就是人文精神所引起的文化运动”(苏珊•伍德福特《剑桥艺术史》)。所谓人文主义，指的是一种思想态度，它认为人、人的价值具有首要意义，它关注入与信仰，人与自然，人的尊严与自由意志，强调个人价值与民主。从哲学层次讲，人文主义即以人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明白点说，在今天，它是探索与回答人活着为的是什么?它是人文，知识分子要启示民众的生存价值观和对生命意义的质问。
人文主义其实是人类的精神要求与思想现象，在西方与东方的中国它都是源远流长的。甚至在人文主义这一词语还未正式确立之前，如文学历史上的屈原《离骚》与古希腊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之中，不是早已流荡着人文精神吗?人文主义当然有其特定的基本内涵，但作为一种精神不是一成不变，它是历史的。每当历史处于转型期的重要关坎，人文主义几乎是时代精神的一种晴雨表，启蒙运动车轮的纤夫，二者不是孤立而是不可分离的。如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中，启蒙主义者借用文艺复兴时期的、对中世纪封建的宗教的经院哲学给以致命打击的人文主义思想，作为反对君权与神道的思想武器。从我国历史看，早从孔学的、与古罗马“七艺 ”相似的“六艺”中，就强调“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注重文人道德教化与理想人格的“修身”。尤其明代中叶以后的早期启蒙与近代启蒙，其人文精神表现了东西方相似的东西又各有特点。到了现代，在“五四”运动中借来了西方的“德先生”“赛先生”，但在这场新文化启蒙运动中又灌注着传统的民族脊梁的人文精神，以启蒙人们从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才“可以救治中国
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总之，历史事实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血管里激荡着人文精神，有着难分难舍的“启蒙情结”。而且这种人文精神并非是人类“道德经”的最高裁判法则，也不是高悬于空中的批评标准用来对作家作品实施终极的裁决，它总是从人出发调整人文的时代定位与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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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需要从历史回到现实来，即20世纪人文启蒙的关注点是什么?处于“初级阶段”的今日之中国，人文精神与启蒙应该投射的焦点究竟在哪里?在我看来，它应观照人的生存状态，锲而不舍地探求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之当下与长久的生存价值理想究竟是什么。关注人与人的生存状态，早从古希腊哲人提出的“人是什么”“认识你自己”即已开始了。但历史进入20世纪，特别经历了“二战”这场世界浩劫之后，人的生存危机与生存价值的失落，已经成为世界人文主义者与多种学科普遍关注的一个中心。现代人的生存危机主要来自环境对人的物与精神的双重挤压。从物的挤压说，有战争的杀戮，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结束，但“小战”从未停止过，世界不同角落时有战火硝烟而损害了清澈澄明的天空。还有世界资源的匮乏与“环境崩溃”正在使人的生存变得越来越危机，人类生命之源的水与大气惨遭污染，土地向沙漠退化。难怪文艺复兴发祥地意大利的罗马俱乐部于1968年发出了“地球处于困境”的紧急信号。英国著名
生态学家爱德华•戈德思密斯提出警告，全球生态恶化可喻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从精神挤压说，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工业社会，虽无匮乏之危而物质大大丰富了，但是人类却遭受着“物质丰富，精神痛苦’(马克库塞语)，人的生存意义受到质疑而精神危机愈加深重，人类面临的危机仍然是哈姆莱特所说的“生存，还是毁灭”的命题。因此，德国著名学者卡西尔在其《人论》一书中说：“人被宣称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之中。”它明确表述了20世纪哲学、文化
人类学、
心理学、道德
伦理学等人文的乃至技术科学对人之生存危机与生存意义的关注。文学亦不例外。作为人之烦恼、困惑的“润滑剂”与重塑人类灵魂的文学，对于20世纪生存价值的探询，它尤应负担更多一些更为沉重的使命。也正因如此，本世纪涌现的名家名著或隐或显地盈灌着对生存的人文精神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