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新启蒙与文学(6)
2014-05-16 01:28
导读：简单 的一种题材、一个品种的问题，它是文学思维的一场深刻的革命。现代哲学的使命是研究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三大关系，环境文学必须上
简单的一种题材、一个品种的问题，它是文学思维的一场深刻的革命。现代哲学的使命是研究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三大关系，环境文学必须上升到哲学层次而绝非某一特定空间或行当(如乡土文学、明星文学之类)所能框定的。它审视的对象是整个人类与大自然，作家所拥抱的对象是整个地球与人间寰宇。环境文学不仅仅面对当下，而是关怀人类生死存亡的命运。自然观是人类根本性的价值观，如果说文学的历史上对社会制度、宗教、人的尊严与权力有过这样与那样的启蒙，那么，面对生态环境危机，当代中国文学需要承担人与自然关系的启蒙，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环境文学则属于未来的文学。
文章写到结尾时又想起一点意思。人文主义本是吸纳多元、兼容并包、博大宏放的精神，但这场讨论似陷于某种褊狭。由于市场经济社会的多元复杂性与文学的多样范式，这次人文启蒙再也不可能像新时期第一个文学启蒙潮那样有“拨乱反正”的一统性。这次文学启蒙将在人生价值、创作意识与艺术样式的多元多样中互补与提升。从创作意识说，人文精神反对庸俗追求崇高，但如何抵抗庸俗表达崇高不是单一而应允许多元的价值取向，不必强求划一。精英所理想的崇高固然美好，但也要容纳平民务实的崇高、宗教虔诚的崇高、“少共情结”的崇高、仰奉回归自然的崇高，等等，它的某一侧面或许偏激与偏颇，但都是以崇高对抗轻义重利与腐败铜臭味。又如，在当下生存状态与终极关怀两个端极下，思索物欲与精神、生与死、灵与肉的关系时，既有彼岸的文化关怀又可此岸生存境域的透示，既以人文理想观照当下生存，又应允许透示生存的迷惘、失落、无奈与焦灼。在这眼花缭乱的新旧蜕变时刻，不能苛求文学家的世界观、人生态度与审美追求全部真理在握，他们也在反思与调整中行进，所以不必非此即彼而排斥多元。况且，从外国的托尔斯泰、卡夫卡到中国当今文坛的巴金等，他们都在信仰、理想、追求的多种冲突中喷射爱与憎、批判与赞美的火焰，作家“想的只是一个问题：怎样让人生活得更美好”(巴金语)。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当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上海文学》最近发表的“ 编者的话”。两年前是他们提出人文精神的话题，现在又明白表示对这一话题的“告别”。两年之久的大讨论中，自知对此无知与浅陋，不敢答应编辑朋友的约稿。像我这样置身事外的人，对于“告别”应该说并无留恋或固执的意思。可是不知为什么，却有“功亏一篑”的一种惋惜感。现在尽管对这场讨论颇有尖锐的批评，但讨论自身问题归讨论，不必因此而否定人文精神这一时代性的话题，所以冒昧写下自己近期阅读的几点想法。米兰•昆德拉说过，文学探索的“基本问题：人类的生存是什么？”文学倘若丢掉人类生存意义的质疑，我真要怀疑，文学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而我相信弗兰克尔的一句话，良心是人的“意义器官”，只有人才有追求“ 意义的意志”。作为人学的文学，为人的生存意义上下而求索，难道不是题中之义吗?作为一场讨论，总有一天会结束的，但是弘扬人文精神与新启蒙这一时代使命却是任重而道远的。在这大转折的时代，文学尤为需要人文精神的“守望者”与殉道者。18世纪末到19世纪的德国，在专制政治下到处是粗俗与利己主义，被认为是一个“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烂透了”，可是在人文领域屹立起既有马克思恩格斯，又有康德、费希特、黑格尔、歌德、席勒、贝多芬等这一大批杰出学者与文化巨人，唤起德意志民族精神，从坡谷中超拔出来。何况我们中华民族在今天，经济强盛民族崛起，在人文启蒙涌动中，这，正是一个铸造巨人诞生巨著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