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3)

　　总体的具体性还表现在“孤立的事实”必须在总体中才能得到理解，如果我们要把握某一个别的历史事件或某一特定阶段的历史过程，就必须把它看作是具体的总体的一个方面或一个环节。卢卡奇引用马克思的话说：“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就象黄金并不是货币，沙糖并不是沙糖的价格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86页)奴隶、资本都是一定的社会关系的产物， 它们并不与黑人和纺纱机有着必然的联系，撇开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这个问题就根本无法理解。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的总体中，奴隶、资本与黑人、纺纱机才联系了起来。可见，正是总体观才是具体地把握各种社会现实的科学方法。

　　从一般的意义上看，辩证的总体范畴的具体性是由社会现象变动不居的性质决定的。卢卡奇说：“一切社会现象的对象性形式在它们不断的辩证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始终在变。”这就决定了对作为对象性的社会现象进行抽象的、孤立的研究是不可能的，因为离开总体也就等于使这些社会现象离开了它赖以变化的坐标系，而不在这个坐标系中，作为对象的社会现象的变化状况以及它的性质就根本无从把握。所以，卢卡奇说：“客体的可知性随着我们对客体在其所属总体中的作用的掌握而逐渐增加。这就是为什么只有辩证的总体观能够使我们把现实理解为社会过程的原因。”(《历史与阶级意识》第62页)在这里，总体范畴的具体性规定就获得了普遍的哲学意义，它不仅使唯心主义甚至黑格尔的虚假具体性无法立足，而且使一切不可知论也无处藏身。

　　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具体的总体范畴使得对这个社会的科学认识成为可能。我们常说，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把一切关系都物化为物与物的关系，商品生产使社会关系特别是阶级关系简单化了。但是，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其本质和社会现象的分离和二重化，又使这个社会比以往乃至以后的社会都要复杂的多，因而认识起来更加困难。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一切在科学名义下的社会认识都生产出谬误的根源。所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唯一可靠的依据就是辩证的总体观。卢卡奇说：“只有辩证的总体观能够使我们把现实理解为社会过程的原因。因为只有这种总体观能揭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然产生的拜物教形式，使我们看到它们不过是一些假象，这些假象虽然看起来是必然的，但终究是假的。它们的直接的概念、它们的‘规律性’虽然同样必然地从资本主义的土壤中产生出来，然而却掩盖了客体之间的真正关系。”(同上，第62-63页)

　　总体的具体性也体现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上。卢卡奇在对修正主义者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最终目标分离开来的做法作出批判之后，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最终目标的总体理解。他说：“应当说最终目标是与总体(即被视为过程的社会整体)的关系，由于这种关系，斗争的各个环节才获得它的革命意义。”(同上，第73页)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中与总体联系在一起或相一致的每个环节都是一个具体的最终目标，总体就是由这些具体的环节构成的，而这些环节的任何一个只要是与总体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总体的一部分。因此，无产阶级革命不应忽视现实的革命运动，而陷入追求最终目标的理想主义；也不应离开最终目标，把视线仅仅停留在当前的运动中。无产阶级革命是在总体中把握运动行进中的每一个具体目标的。而这些具体目标的实现又被看作是向最终目标的逼进，因而是总体的一部分。具体的目标是总体的环节和部分，正是这些具体的目标，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总体过程有了具体的性质。

　　三.总体范畴与认识论

　　总体范畴需要在认识中获得理解。在马克思那里，认识也是具有总体的性质的。首先，总体的观念是认识的前提；其次，认识的过程是统一的整体；再次，认识的结果提出了具体的总体范畴；而贯穿于认识过程始终的、最基本的方法，是总体对于部分的优先性。对此，如果提出谁先谁后的问题，是无法作出回答的。因为，在辩证法面前，形而上学的因果观已不再适用，所以，任何形式化的问题也就显得十分迂腐了。当然，这并不是说辩证认识无需遵循逻辑，而是说辩证法赋予了逻辑以全新的含义，即把它同认识的全部内容联为一体了。

　　卢卡奇认为：“具体的总体决不是思维的直接素材”，辩证认识也必须从简单的、纯粹的、直接的、自发的规定出发。不过，这与庸俗唯物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一切庸俗唯物主义都“没有超出再现社会生活的各种直接的、简单的规定的范围。”对于他们来说，认识不存在一个在思维中综合的过程，他们的理论完全是现存社会的简单规定的直接反映。辩证法虽然也把简单的规定、孤立的事实作为思维的直接素材，却通过综合达到了“前进到对具体的总体的认识，也就是前进到在观念中再现现实。”因此，辩证的认识正是关于现实整体的思维反映，是完整的总体。在思维的行程中，一切抽象的规定都经过综合的过程而成为总体的环节和部分，都在具体的总体中扬弃其抽象性。

　　从简单的规定出发并不等于在前提中放弃总体观。辩证的总体观作为能够在思维中再现和把握现实的唯一方法，是在认识的开始阶段就已经把所谓“孤立的事实”看作总体的构成部分和历史发展的环节，即把“孤立的事实”归结到总体中，从总的联系的运动发展中去认识它们。历史被理解为一个统一的过程，历史中的此一事件和彼一事件都只有在总的有机统一中才具有确切的位置和展示出自己的性质和作用。所以卢卡奇指出：“如果摈弃或者抹杀辩证法，历史就变得无法了解。这并不是就没有辩证法的帮助，就无法对特定的人或时代做出比较确切的说明。但是，这的确使得不可能把历史了解为一个统一的过程。”(同上， 第 60页)

　　我们知道，自维科以来，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一直致力于构建历史学体系，现代的历史学家，如李凯尔特也曾机智地发现了历史概念中的矛盾。然而，总起来看，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并未实现对历史的科学认识，它要么依据抽象的概念杜撰历史，用逻辑演绎替代对历史事件的具体分析；要么浸没于“孤立的事实”，看不到历史的统一过程。资产阶级历史学的状况证明了抽象的和实证的历史研究的破产。对于认识来说，认识的结果固然重要，但认识结果的真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已在认识的前提中决定了。认识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要从事实和简单的规定出发，而在于这些事实和抽象的规定的状况及性质。辩证法在总体中理解事实和抽象的规定，因而保证了认识过程的总体性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