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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人格魅力——以《论语》为考察中心(2)

2014-06-04 01:06
导读:学生 一如爱自己的儿子,而自己的儿子(孔鲤)并未得些许私厚(《论语季氏》),真正体现了一视同仁的崇高原则。孔子和弟子们不但在人格上是平等
学生一如爱自己的儿子,而自己的儿子(孔鲤)并未得些许私厚(《论语·季氏》),真正体现了“一视同仁”的崇高原则。孔子和弟子们不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而且在学问上也是平等的,提倡“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在弟子们的心目中,孔子的形象是“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

孔子自三十岁招收学生,一直到老都恪守着“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子罕》)的传道原则;因此,孔子博得了学生的无限爱戴。孔子传道授业是很成功,他的学生颜渊曾经喟然而叹:“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八字,绝非虚语。《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不管是孜孜不倦的传道,还是付诸实施的践履,孔子对于自己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都有一种“舍我其谁”的自觉认识,并具备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据《论语·子罕》载,孔子因貌似阳虎(阳虎尝暴匡人)而被匡人拘系(“子畏于匡 ”)。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还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又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甚至认为:“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很显然,孔子是以文化“托命之人”和传道者自居的。有人如此评说孔子的这种所作所为,“孔子以身作则式地实践了对这种具有历史责任感的伟大人格的自觉追求”[11],此语甚精当。

嗣后的孟子,更是明确提出“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说:“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孟子以“未得为孔子徒”而引以为憾,又说他“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看来,孟子这一思想是“渊源有自”,“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身体力行的践履者

礼,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之一。《礼记·曲礼上》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是维系人类群体的外在规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法宝。《左传》隐公十一年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

孔子所生活的时代,是“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孔子对当时“礼”的破坏毁弃痛心疾首,不但振臂疾呼、奔走呼吁,而且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成为身体力行的“礼”的践履者,粹然而为一代礼学大师。

早在少年之时,孔子就表现出了对“礼”的出奇的爱好。《史记·孔子世家》说:“ 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及至成年之后,孔子对“礼”更是痴迷,“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待见“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对“礼 ”愈发执著,尤其注重整齐“周礼”、恢复“周礼”。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孔子对礼高度重视,认为人不学礼则无以立身(“不学礼,无以立”[12])、不知礼则无以自立(“不知礼,无以立”[13]),“民之所由生,礼为大”(《礼记·哀公问》)。孔子不但重视礼,而且非常强调以身作则、身体力行,首先是自己“正其身”,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孔子率先以身作则、坚持习礼,甚至在颠沛流离之中也不忘“礼”,“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史记·孔子世家》)。堂堂中华,“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记·中庸》),孔子与有大力焉。

《论语·学而》载有子语:“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冯友兰说:“礼之本是人的性情,人的真情实感。在表面上看起来,礼的作用是扳着面孔做分别,人与人之间的分别,但据有若说,礼实际上所要得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协和。”[14]

孔子不但是“礼”的坚定的践履者,而且是“礼”的高明的理论家。孔子特别注重以“仁”释“礼”。孔子认为,“仁”是“礼”的思想基础,“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颇为典型的事例,体现在孔子对“三年之丧”的解释中,“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

李泽厚说:“孔子用心理的‘仁’来解说‘礼’,实际就是把复兴‘周礼’的任务和要求直接交给了氏族贵族的个体成员(‘君子’),要求他们自觉地、主动地、积极地去承担这一的‘历史重任’,把它作为个体存在的至高无上的目标和义务。”[15]他又说:“孔子释‘礼’为‘仁’,把这种外在的礼仪改造为文化—心理结构,使之成为人的族类自觉即自我意识,使人意识到他的个体的位置、价值和意义,就存在于与他人的一般交往之中即现实世间生活之中。”[16]孔子对“礼”的规定解释,“并没有高深的玄理,也没有神秘的教义”,而是“更平实地符合日常生活,具有更普遍的可接受性和付诸实践的有效性”[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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