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国故运动”衰歇原因探究(2)

平心而论，“整理国故运动”的反对疏通与注重考据，对当时学界所盛行的空疏风气，确实起到了针砭时弊的一定作用；然而，由于它在研究方法上片面强调考据之学，绝对排斥“史观”的指导；甚至将研究目的仅仅定位于整理史料，而忽略了探求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它也带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如果说在运动的初起阶段，这种局限性体现得尚不十分明显；那么，随着运动的开展，考据史学的弊端终于逐渐显露，并最终严重制约了“整理国故运动”的继续发展。

二、主观心态的转变

今天看来，“整理国故运动”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衰歇，除了受到其自身缺陷的内在制约之外，外部环境的影响显然也不容忽视。这主要是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5年的“华北事变”、1937年的“七七事变”为标志，日本帝国主义一步步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乃至于当时就有人感慨：“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而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第一，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许多学人难以继续埋首故纸。

尽管不少参与“整理国故运动”的学者，一再以所谓“为学术而学术”的口号相勉励，但正如钱穆在1951年所质问，“试问这四十年来的知识分子，哪一个能忘情政治？哪一个肯毕生埋头在学术界？”[13]确实，对于深受“经世致用”观念熏染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从关心文化到关心政治的转变，只是时间问题”。[14]

例如，夏承焘即曾在日记中，屡次忏悔自己“沉醉于故纸”。1931年9月22日，他便写道：“念国事日亟（日兵已陷吉林），犹敝心力于故纸，将贻陆沉之悔”。1935年7月8日，他也再次表示：“国难如此，而犹沈缅于此不急急务，良心过不去。拟舍词学而为振觉民文学。”7月16日，他又说：“内忧外患如此，而予犹坐读无益于世之词书，问心甚疚。”[15]与此相似，“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汤用彤南下庐山，在佛教圣地大林寺撰写《大林书评》时，也不由在序言中感叹说：“时当丧乱，犹孜孜于自学，结庐仙境，缅怀往哲，真自愧无地也。”[16]

又如，吴晗也在1932年1月30日致信胡适，针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和政府的软弱无能，慷慨激昂地声明：“假如自己还是个人，胸膛中还有一滴热血在煮的时候，这苦痛如何能忍受？”他还说：“过去4个月，无时无刻不被这种苦痛所蹂躏，最初的克制方法，是把自己深藏在图书馆中，但是一出了馆门，就仍被袭击。后来专写文章，冀图避免此项思虑，但是仍不成功。”[17]

而当时刚在考古学界崭露头角的刘燿（尹达），则更是义无返顾地离开了史语所，毅然奔赴延安抗日前线。离所时，他还曾留下了这样一段话：“别了，这相伴七年的考古事业！在参加考古工作的第一年，就是敌人铁蹄踏过东北的时候，内在的矛盾燃烧着愤怒的火焰，使我安心不下去作这样的纯粹学术事业！……现在敌人的狂暴更加厉害了，国亡家破的悲剧跟着看就要在我们的面前排演，同时我们正是一幕悲剧的演员！我们不忍心就这样的让国家亡掉，让故乡的父老化作亡国的奴隶；内在的矛盾一天天的加重，真不能够再埋头写下去了！我爱好考古，醉心考古，如果有半点可能，也不愿意舍弃这相伴七年的老友！但是我更爱国家，更爱世世代代所居住的故乡，我不能够坐视不救！”[18]

在此期间，甚至连曾主张“就是外面炮声连天，铅子满地，我们的机关里依然可以做大家认为无用的考据的工作”的顾颉刚[19]，也无法按捺住内心的忧虑和不安。1931年春，他在率燕大考古团遍访华北的过程中，亲眼目睹了农村的贫困状况以及民族危机的临近。归来之后，他就说：“本来我的精神是集中在学问上的，但从此以后，我总觉得在研究学问之外应当做些事了。”[20]1933 年11月20日，他在应《东方杂志》之邀撰写新的一年《个人计划》时也坦承：“年来的内忧外患为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到处看见的都是亡国灭种的现象，如果有丝毫的同情心，如何还能安居在研究室里？”[21]1934年12月，他还在《古史辨第五册自序》中说：“中国的学术界，近年来实在不能说没有进步；只恨遭逢的时代太坏，内忧外患交相煎迫，无法安心工作，所以仅得如此，否则成绩一定超过现在十倍。”[22]而随着局势的不断恶化，他在1935年12月18日致好友王伯祥的信中更描述说：“华北问题愈闹愈紧，使北平学人失其向学之心”[23]。

显而易见，迫于亡国灭种的危机，许多爱国的知识分子再也难以专注于“故纸”的钻研。当时便有论者观察到：“近几年来，日帝侵略，局势变化，青年学子心内充满着民族解放的活力，全身淌着奔走国是的热汗，……无闲情逸致的好好读书与研究科学，于是读书与科学又在这样局势下，大受顿挫。”[24]董允辉也在致陈垣信中感言：“今中国学术衰歇，后辈小子能知以学问为务如生者，恐亦不多觏。”[25]

第二，在战争期间，尽管仍不乏有学者笔耕不辍，继续坚持学术研究，但与战前相较，他们的观点与取向大多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这在很大程度上，无疑也促使了“整理国故运动”走向衰歇。

总体来看，“整理国故运动”立足于批判传统，尤其强调必须“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因此，它必然会对一些传统的观点有所驳议，甚至在研究结论上，刻意追求某种标新立异。平心而论，这本属学术范围内的探讨，尚无大碍。可是到了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这种研究取向就未免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

例如，在20年代初，围绕着屈原是否确有其人的问题，学界曾经展开了沸沸扬扬的讨论，胡适甚至径直断言屈原只不过是一个“箭垛式”人物而已 [26]。然而时过境迁，在抗战中，当闻一多得知有学生想写否定屈原存在的文章时，便立即提醒说：“屈原的诗篇为我们树立了多么崇高的爱国文学传统，鼓舞了几千年来民族的自豪感情和献身精神，……我们今天的浴血抗战，也正是屈原精神继续存在的活见证。否定屈原的存在，对于抗战会有什么好处呢？”[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