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哲学的基本论题(2)

　　这一群哲学新秀，大部分可以归纳到现象学、新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分析哲学、新符号论、新生命哲学及建构主义等派别，但也有一部分，例如德国的斯洛德岱克和法国的弗朗斯瓦·拉吕尔等人，拒绝隶属于特定派别，在理论上，既不坚持固定不变的体系，也不原意限制在传统哲学的范围内，宁愿在多学科的‘无边界’领域中游荡反思。他们的大多数，散布在西方各国各地的大学院校、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学术杂志及学术档案馆。在新的世纪内，正是他们，推动或将推动未来西方哲学的再改造和重建运动。

　　除了人物方面的不断更新，当代西方哲学界还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带有时代里程碑性质的重要著作，不仅在哲学界，决定了思想发展的方向，而且，也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01年12月，法国哲学会(L’Association de la philosophie fran?aise)成立一百周年之际，法国哲学会在它所举办的纪念会上，总结和讨论了当代法国哲学的主要成果及其基本经验。会上，本届哲学会主席、巴黎大学哲学教授及法国精神与政治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院士布尔乔亚(Bernard Bourgeois, 1929-  )，发表了题为〈哲学会的青年时代〉(Jeunesse d’une société)的学术报告，总结了法国哲学会第一个三十年的基本历程及主要问题，然后，大会主席团，委托哲学会副主席圣舍宁(Bertrand Saint-Sernin)教授，向大会提出供大会进行公开争论用的讨论主题草案(problèmes ouverts)，建议与会的哲学家们，围绕这些主题，一方面总结法国哲学近一百年来的成果，另一方面探讨未来的可能发展方向。圣舍宁教授所提出的讨论主题草案，包括二十个子题，按自然哲学(Philosophie de la nature)、精神（心灵）哲学(philosophie de l’esprit)、行动哲学(philosophie de l’action)和宗教哲学(philosophie de la religion)四大领域进行分类。在展开讨论时，大会更具体地围绕科学哲学、心理学、美学、哲学教育、一般哲学、形而上学、宗教哲学、政治哲学、道德等领域的问题。最后，大会围绕“这个世纪需要什么样的哲学”(Quelle philosophie pour ce siècle?)的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为我们了解法国哲学在新世纪的动向指明了清楚的探测方向。

从法国哲学会所总结的内容来看，当代法国哲学所开展的思想革命，仍然环绕着：（一）人与自然的关系；（二）人的思想心灵的内在逻辑；（三）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创造以及伦理道德行动；（四）宗教与科学的问题。这些论题，大致与西方各国哲学界在最近十年的理论探讨主题相符合。

　　具体地说，当代西方哲学家们主要关怀(1)人文主义的重建；(2)语言与符号及其与当代知识的关系；(3)社会正义与自由平等的关系；(4)科学技术与自然、社会的关系；(5)文化多元化的可能性；(6)哲学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7)日常生活与哲学的生活化。

　　在2002年的法国哲学会成立一百周年的纪念会上，许多哲学家提出了对未来哲学发展的深刻意见。他们认为，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文化和思想，不但是极其复杂，而且也将是高度变动性和灵活性。当代文化对社会整体的干预和改造的效率，达到了令人难于想象的地步；而受到现代文化干扰、改造和破坏的社会与世界本身，也正以不可预测的变化而反过来影响着人的生存；自然也影响着哲学的发展。未来的哲学思想，不仅将同二十世纪的哲学相异质，而且，其变化的速度和变动频率，也是史无前例的。如果说连人本身，也可以通过生命遗传工程来制造的话，如果说连人的精神品质和道德意识，也可以通过生命遗传工程加以设计和改造的话，那末，哲学本身也可能遭受生命遗传工程的全面宰制，变成为可以数码化和程序化的东西。

　　德国的哈伯马斯在他的最新著作《人性的未来》(Die Zukunft der menschlischen Natur. 2001)中，也指出：在当代科学技术的干预下，未来的所谓人性，将不再是真正属于人的内在本质的东西，而是科学技术发明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能发出的疑问，只能是克隆人的哲学思维能力及其效果问题。

　　首先，当代法国哲学，面对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及其在当代文化中的关键地位，特别重视及时地总结科学技术的成果，并在理论上概括出哲学的结论。法国精神与政治科学科学院(L’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主席兼法国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孟德波利亚(Thierry de Montbrial)，在他致法国哲学会所作的学术报告中，特别强调二十一世纪的信息学(l’informatique)的重要性。他认为，不能把当代信息学单纯地当作是一种科学或技术，而是一种远比文字本身更复杂得多、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新事物，它具有深刻的思想和文化意义。孟德波利亚说，信息不想语言文字那样，只是局限于线性表达方式，同样也不是单靠时间与空间的架构而存在和发生运作。因此，信息学的出现，意味着我们的文化生活中，产生了一种‘超文字 ’(hyperécriture)，它一方面具有文字本身所包含的语音和图像的双重关系，另一方面又借助于技术所提供的联结方式，可以在各种文本所构成的 ‘超文本’(hypertexte)之间，进行穿梭和游行表演。正因为这样，信息的泛滥和传播，就好象以往人类历史上文字的出现那样，深刻地影响了文化、思想及社会组织。严格地说，信息的出现及传播，归根结底，关系到人本身及其文化的命运，并由此深刻地改变了哲学本身的性质及表达方式。

　　更重要的是，哲学还不只是实现了与科学技术的对话，而且还注意到各种社会文化实践和最普通的日常生活实践，期望通过哲学讨论，将近现代社会所扭曲化的人及其生活世界，重新恢复其本来面目，找到其本身活生生的生命运动形式，并在具体实践活动和‘实践智能’中，吸取哲学改造的动力和养料，使哲学的重建获得强大生命力，并由此带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思维模式和风格的彻底改造，同时反过来影响社会生活和人的生活风格和生活实践模式的改造。

　　二十一世纪的社会已经不是古典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式。社会分工和专业分工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与此相应的，处于社会上层建筑最高层的哲学，也早已被冲刷下来，成为社会文化的一个部分。哲学必须重新思考社会和文化的基本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