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哲学的基本论题(3)

　　许多法国哲学家始终关怀哲学本身的改革，并把哲学的改革事业，当成解决时代危机的重要基础。在这方面，埃德加·莫林(Edgar Morin, 1921-  )称得上是一个卓越的典型。

　　二十一世纪还刚刚开始。我们的未来仍然、难于预料和不确定。如果说，在二十世纪，我们遭遇到危机与进步、倒退与革命相混合的时期，那末，在经历了各种动荡不定的局面之后，我们现在应该开始冷静地思考我们人类自己的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基本问题。二十世纪的经历使我们感受到人类思考模式的无能、缺欠和残缺不全。因此，面对新的世纪，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重新思考我们自己是否有必要重新调整和重构我们的思维模式和各种概念。

　　另一位对法国未来哲学发展方向给予重视的哲学家，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庄·吕克·南西(Jean-Luc Nancy)。这位年青的思想家在艺术、政治和宗教的探索中，试图找到突破传统哲学而进行全新思考的可能性。他首先不拘泥于已经取得成果的哲学思想及其理论，试图根据二十一世纪人类文化创造的新特点，依据新世纪的具体文化条件，创立一种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哲学思考模式。他最近不但试图在多元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进行哲学思考，而且也走出法国的范围，到大西洋彼岸的美国进行讲学考查，长期与不同的文化对话。

　　当代法国哲学家并不打算像预言家那样预测未来。他们相信柏格森所说的话：任何预测，归根结底，只能是限制在经历过的实践经验的范围内。所以，任何预测，只能是立足于人们类似于过去的想法。但是，根据过去几十年的社会发展经验和教训，哲学家们把重点放在两方面：（一）符号、数码及象征化的未来趋势方面；（二）科学技术的不可预测性本身。

　　哲学家吉尔博特·霍达在他的《论信号的未来》(Gilbert Hottois, L’avenir du signe)的论文中，重点指出了现代信号不同于传统信号的特征。他提醒大家不要继续以对‘能指’和‘所指’的二元对立关系模式对待现代信号的运作。与吉尔博特·霍达一样，越来越多的西方哲学家注意到信号、象征的新型特征。米歇·巴蒂在他的论现代科学技术的论文中，一方面强调科学的无可预测性，但又指出这种无可预测性的积极意义。

　　当代西方哲学还特别重视文学、艺术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对于哲学本身的冲击，以致越来越多的哲学家认为，未来的哲学，在适应时代发展的过程中，必定会越出传统哲学的范围，通过与文学、艺术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频繁对话，走上‘非哲学’(non-philosophie)的创新道路。目前，各种各样的‘非哲学’，已经以令人出其不意的逾越途径，在‘非哲学化’的方向上，走得越来越远。里昂大学原哲学教授弗朗斯瓦·拉吕尔创建了‘非哲学国际研究会’，使‘哲学非哲学化’的运动成为了国际性的思想创造活动。

　　哲学的多元化、跨学科化及非哲学化的过程，也包括哲学从男性文化解脱出来的过程。西方女性主义在上一世纪的发展，已经潜伏了新世纪中的女性哲学的兴盛。

　　值得注意的是，刚刚去世或逝世多年的一些卓越哲学家，例如，德里达、布迪厄、福柯等人，还由于他们的遗著的陆续发表，促进很激烈的争论。最近发表的德里达著作《论我之成为我的动物》(L’animal que donc je suis. 2005)，为了强调人本中心主义、逻辑中心主义和语言中心主义的传统形而上学对于人和动物的区别以及由此引申的各种定义的荒谬性，以讽喻形式，套用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 ; Je pense donc je suis)的公式，为他自己的新书题名，不但深刻地启示当代哲学思考的面向，而且也极大地震撼了整个西方思想文化界的心灵世界。

　　所以，当代西方哲学的演进，在本质上是非单一、非直线、非连续，其内容和形式，并非单靠理性或逻辑就可以弄清楚的。这是一幅多元化而又极其复杂的思想自由创造的生命共同体的广阔展现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