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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哲学传统的诠释与现代中国哲学的建构(2)

2014-06-17 01:47 如何统一高明与中庸而展开的。
孔孟作为儒家的奠基者,确立了儒家在实行道德中求最高境界的方向,也确立了中国哲学的主流方向;但他们在“极高明”方面还没有达到最高的标准,即尚未能“经虚涉旷”。站在孔孟对立面的杨墨,只讲到功利境界,与“ 极高明”相去甚远。使哲学走上“经虚涉旷”之路的是名家,因为“经虚涉旷”的哲学必讲“超乎形象”,即名言是纯逻辑的抽象而不执着具体存在,而“在中国哲学史中,最先真正讲到超乎形象底哲学,是名家的哲学”。可惜名家未能运用超乎形象的知识来得到一种生活。老庄道家的无名,经过而又超过名家,即更以超乎形象世界为旨趣,以得一种“极高明”的生活。不过,道家将方内方外分作两行,无见于“道中庸”。《易传》、《中庸》虽受道家的影响,但接续的是儒家注重“道中庸”的传统,对超乎形象有所忽视,不十分合乎“极高明”的旨趣。总体上看,先秦哲学是朝着中国哲学“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方向而进展的。

“中国哲学的精神的进展,在汉朝受了一次逆转。”汉代流行的阴阳五行哲学,是利用古代的宗教和科学而形成的;宗教和科学都是对实际世界的解释,因此,“严格地说,汉代只有宗教、科学,没有纯粹底哲学”。到了玄学,中国哲学的精神进展始入正路。因为玄学家 “辨名析理”之玄谈,对超乎形象有更清晰的认识,并力图统一“极高明”和“道中庸”,即讲境界是“经虚涉旷”而行事则“和光同尘”,但他们还是把玄远高明与应务应世看作是两行。禅宗则进了一步,不仅其“即心即佛”完全超乎形象,而且认为“担水砍柴,无非妙道”,使“极高明”与“道中庸”成了一行。但它作为宗教是出世间的,因而不能回答既然担水砍柴就是妙道,何以出家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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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克服了禅宗的宗教性,即追求极高的境界,而所做的仍然是人伦日用之事,“这是把禅宗所一间未达者,也为之戳穿点破”,因而把高明与中庸统一了;而且朱熹建立了可言说的超乎形象的理世界,这比道家、佛家不可言说的超乎形象的世界更高明。[15]因此,宋明理学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最高阶段,朱熹则是其最高典范。但宋明理学的形上学仍有执着形象之嫌,因而“他们已统一了高明与中庸的对立。但他们所统一底高明,尚不是极高明”。清朝人批评理学,说其过于玄虚,使理学更不近于高明。于是“中国哲学的精神的进展,在清朝又受了逆转”。[16]

三

显然,胡适和冯友兰对中国古代哲学的传统是什么有不同的回答。这意味着中国古代哲学的传统是多元的,对中国古代哲学传统的诠释也可以是多元的。当然,更有价值的是这两种不同的回答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课题:如何以科学和人文的相统一来诠释中国古代哲学的传统。
胡适和冯友兰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是为了建构现代中国的新哲学。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里说:“我们今日的学术思想,有这两个大源头:一方面是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一方面是西洋的新旧学说。这两大潮流汇合以后,中国若不能产生一种中国的新哲学,那就真是辜负了这个好机会了。”[17]冯友兰更在《中国哲学史•自序二》中引张载的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表明其研究中国哲学史是为了继往开来,因为“某民族的哲学,是接着某民族的哲学史讲底”。[18]所以,他们对中国古代哲学的传统是什么的回答,是与他们要建构怎样的哲学理论直接联系的。
胡适认为具有科学精神的方法论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传统,这一传统在近世的“格物致知”中得到彰显,尤其是清代学者将其推向高峰,但仍缺乏近代科学的实证基础。因而他主张现代中国的新哲学应当是接续这一传统,并对它施以西方近代科学方法论的洗礼:“继续九百年来致知穷理的遗风,用科学的方法修正考证学派的方法,用科学的知识论修正颜元、戴震的结论,而努力改造一种科学的致知穷理的中国哲学。”[19]由此他建构了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方法论为核心的实验主义哲学。冯友兰把追求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传统,认为朱熹是这一传统的典范,但仍未达到最高明,而清朝对理学的批判则是对这一传统的违逆。因此,他认为现代中国的哲学理论的建构,必须扭转清朝的逆转,用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来提升中国哲学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传统,使其再走入正路。他以为其接着程朱理学而又克服它著于形象的新理学,就是这样的哲学理论。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撇开胡适和冯友兰哲学理论本身的得失,有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即他们的哲学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是很有价值和影响的。之所以如此,他们的哲学都接续着中国哲学的某种传统,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这种接续按冯友兰的说法,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这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现代中国的哲学理论建构,应当是中国哲学传统的“接着讲”。由此可以明白,现代中国哲学理论的建构要以哲学史和哲学的统一为学术基础。从中笔者似乎找到了一个问题的部分答案。这个问题就是:何以在上世纪30年代、40年代涌现了一批有自己理论体系的中国哲学家,然而今天尽管千呼万唤却出不了如此的哲学家。原因之一,是那时形成的哲学史与哲学统一的学术基础现今已不复存在了。环顾如今中国的学术界,从事哲学史和哲学理论研究者为数不少,但把对中国哲学传统的诠释与建构当代哲学相联系的哲学史研究者寥寥,而把哲学理论的建构与中国哲学传统相接续的哲学理论研究者亦寥寥。

注释:
① 本文的写作得到上海市重点学科项目建设的资助。
参考文献:
[1] 唐德刚. 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210-211
[2] 胡适文存一集.黄山书社,1996:212
[3][6]胡适. 先秦名学史. 学林出版社,1983:4、9、58、111
[4][7][17]中国哲学史大纲.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280、275、6-7
[5][8]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 中华书局,1991:5、470、365、376、485、486
[9][11][12]胡适文存三集. 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75、74、100
[10]胡适文存一集. 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