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网 > 科教论文 > 哲学毕业论文 > 哲学论文 > 正文

古代哲学传统的诠释与现代中国哲学的建构

2014-06-17 01:47

【内容提要】
以胡适和冯友兰对中国古代哲学传统的不同诠释为契入点,揭示了现代中国哲学理论的建构要以哲学史和哲学的统一为学术基础。
 
【关键词】 胡适冯友兰 古代哲学传统现 代中国哲学的建构

一

大凡学人论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都会对他只写了“半部”中国哲学史或表示惋惜或指为缺陷。确实,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在1919年问世之后,再也没有续之以“卷中”、“卷下”了。
不过,胡适并不认为他只写了“半部”中国哲学史。他在晚年的口述自传里对此予以辩解:“我在过去三十多年虽然没有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续集,但我仍然写了若干专著,其中好几种也都以专书形式问世”,并列举了《淮南王书》和《戴东原的哲学》等著作。[1]胡适的意思是说,他在形式上只写了“半部”中国哲学史,但在实质上是写了完整的从先秦到戴震的中国古代哲学史。
胡适的辩解是有道理的。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里把中国哲学史分为3个时期:先秦时期的古代哲学、秦汉至隋唐的中古(中世)哲学、宋元明清的近世哲学。翻阅基本上收齐了胡适中国哲学史研究论著的《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91年出版),不难看到胡适对这3个时期的中国哲学都有学术价值颇高的论著:其研究古代哲学的代表作,除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外,还有《先秦名学史》;研究中古哲学的代表作有《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淮南王书》为其中的第5章);研究近世哲学的代表作,除《戴东原的哲学》外,还有长篇论文《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以及有关李觏、费经虞费密父子、章学诚等人的论著。这意味着胡适按照自己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所确定的历史分期,对先秦以后的中国哲学继续进行着研究,因此他的研究基本上覆盖了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史。就此而言,应当说他并不是只写了“半部”中国哲学史。然而,认为胡适不只是写了“半部”中国哲学史的更重要的理由,在于他对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研究中,以科学主义的立场诠释了中国古代哲学血脉相承的一个传统。

胡适把实用主义称作实验主义,充盈着科学主义的倾向,因为其用意是“点出这种哲学所最注意的是实验的方法。实验的方法就是科学家在试验室里用的方法”。[2]这种方法以近代科学的逻辑化和实证化为知识的标准。在他看来,“哲学是受它的方法制约的,也就是说,哲学的发展是决定于逻辑方法的发展的”。[3]这意味着实验方法是在哲学史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于是,胡适考察中国哲学史就以方法论(知识论)的发展为主线。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里把方法论和知识论归于同一门类:“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及方法(名学及知识论)”[4];并在以后此书的台北版自记里强调:“我这本书的特别立场是要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个学派的‘名学方法’(逻辑方法,即是知识思考的方法),认为这是哲学史的中心问题。”[5]他把这样的立场贯串于对中国古代、中古、近世这3个时期哲学的诠释之中。
关于古代哲学,胡适认为“非儒学派的恢复是绝对需要的,因为在这些学派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关于方法论问题,尤其是如此”。由此他最肯定墨家,因其是“发展归纳和演绎方法的科学逻辑的唯一的中国思想学派”;名家“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为中国贡献了逻辑方法的最系统的发达学说”, 成为“别墨学派合法的代表人物”;墨家学派发展下去,本该成为一种“科学的哲学”,但被庄子“怀疑的名学”的思想所破坏[6];他也表彰法家,认为“韩非的学说最重实验,他以为一切言行都该用实际的‘功用’作试验”[7]。
关于中古哲学,胡适认为从董仲舒讲阴阳灾异的儒教,到道教、佛教,“思想的宗教化”是这一时期的“特别色彩”;以《淮南子》为代表的道家,用自然之“道”否定有意志的主宰,“在哲学史上有破除迷信的功用,而其结果也可以阻碍科学的发达”,这是因其“崇拜自然太过”而造成的。值得一提的是王充。汉代的医药和天文较发达,“这两种学问都是实证的知识,都得注重验证”,王充“很受了这种实证方法的影响,所以他每立一说,必须问‘何以验之?’‘何以效之?’”;这代表了他对宗教迷信的“一种批评精神”,而“批评的方法处处注重证据”[8]。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关于近世哲学,胡适指出:“中国近世思想的趋势在于逐渐脱离中古的宗教,而走上格物致知的大路”;格物致知的路是有归纳精神的科学之路,“程、朱一派走上了格物致知的大路,但终丢不了中古遗留下来的那一点宗教的态度,就是主敬的态度”;陆、王的致良知虽有解放思想的作用,“但他们偏重主观的见解,不重物观的研究”,是反科学的。[9]作为对宋明理学的反动,“于是有清代学者的科学方法的出现,这又是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10]在清代学者中,戴震标志着 “近世哲学的中兴”,因他“能用这个时代的科学精神到哲学上去”,“他的哲学是科学精神的哲学”。[11]但是,清代学者的方法以文字材料为研究对象,“始终不接近实物的材料”,“始终不曾走上实验的大路上去”。[12]
可见,胡适实际上梳理了中国古代哲学具有科学精神的方法论传统的发展线索,勾勒出一部贯穿着如此传统的完整的中国古代哲学通史。

二

胡适对中国古代哲学传统的如上诠释,主要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完成的。就在这个时期冯友兰出版了中国古代哲学的通史著作《中国哲学史》上下册。相形之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半部”问题就更显眼了。其实,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上作为胡适的后来者,其学术价值主要不在于写出了胡适没能完成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通史著作,而在于站在与胡适科学主义相左的立场上,诠释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另一种传统。后者主要表现在作为《中国哲学史》“补编”的《新原道》中。
冯友兰以人文主义的立场严格区分了科学和哲学,认为其新理学是最哲学底哲学,不以科学为根据,所以亦不随科学中理论之改变而失其存在之价值。在哲学史中,凡以科学理论为出发点或根据之哲学,皆不久即失去其存在之价值;科学的功用在于增加对实际世界的知识,而“哲学是可以使人得到最高境界底学问,不是使人增加实际底知识及才能的学问”[13]。他由此来把握中国哲学史,认为“中国哲学有一个主要底传统,有一个思想的主流。这个传统就是求一种最高底境界。这种境界是最高底,但又不离乎人伦日用底。这种境界,就是即世间而出世间底。这种境界以及这种哲学,我们说它是‘极高明而道中庸’。 ”[14]于是,他把中国哲学史的演变过程看作是围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