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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古代尽管以“意”、以“道”为理想美,但并没有否定物体形式的美。“文”,在古汉语中有“文饰”、“美丽”之义。以“文”为美,就是中国古代关于形式美的思想的集中体现。“文”的原初涵义是“交文”、“错画”(许慎)之像,即形式之纹理或有文理之形式。因为这种特点的形式给人赏心悦目的愉悦感,所以“文”产生了“美”的衍生义。中国古代以“文”为美,体现了古人在偏尊道德美、内容美的同时,亦未完全忽视文饰美、形式美。在对待文饰美、形式美的态度上,重视“礼教”的儒家表现出强烈的“好文”传统。由于儒家思想是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经过历代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好文”成为汉民族全社会的传统风尚。相比起来,释、道二家是非“文”的。道家从人性无情无欲的角度出发要求“闭目塞聪”、杜绝文饰之美,佛家从“色即是空”的前提出发指责色相之美为镜花水月。由于这些学说内在的矛盾性,并不为古代大众所信服,因而并未对儒家以“文”为美思想的统治、主导地位形成根本性的影响。
以味为美、以心为美、以道为美、同构为美、以文为美,是中国古代关于美本质的普遍看法。它构成了中国美学美本质观的整体特色。
然而,仅仅注意到上述整体风貌上的特点还是不够的。深入进去看,中国古代美学在对美本质的看法上还呈现出一定的学派差异,它们主要体现为儒、道、佛的差异。
儒家美论
“比德”为美,是儒家关于自然美本质的基本观点。其含义是,自然美之所以为美,在于作为审美客体的自然物象可以与人“比德”,成为人的道德的某种象征;自然物的美,不在于事物的自然属性,而在于它们所象征的道德意义。如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刘宝楠《论语正义》指出:“仁者乐山”,“言仁者比德于山,故乐山也”。“智者乐水”,刘宝楠《论语正义》引孔子语:“夫水者,君子比德焉。”孟子认为,水之美,在于它有不竭的“源泉”,在于它扎扎实实,循序渐进,正如同“君子”有深厚的道德之“本”,道德修养循序渐进一样: “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荀子仍继承孔子,并借孔子之口,表述他比德为美的自然观。如《荀子·法行》记载孔子以“玉” 比德:“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贵玉而贱珉者,何也?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也邪?孔子曰:恶!赐!是何言也!夫君子岂多而贱之,少而贵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治也,有条理也)也。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诗》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此之谓也。”汉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山川颂》中指出,山、水之美在其为“仁人志士”进德修业的象征。周敦颐曾著《爱莲说》,塑造了“莲”出污泥而不染的美的形象。从先秦儒家、到汉儒,经隋唐儒家,到宋儒,自然比德为美的思想被不断继承、宣扬与传播,形成了儒家美学的一个传统、一大特色。正是在这样的美学传统和审美语境下,产生了中国绘画中的“四君子图”、“岁寒三友”图,产生了中国诗赋和绘画中道德化了的自然美意象系列,如梅、兰、竹、菊、松、水仙、山水等。
中国古代美学中存在着大量的以“情”为美的思想。从学派属性和思想渊源来说,以“情”为美,属于儒家美学。道家从人性自然、无意志出发,要求人们绝情去欲,无思无虑。佛家认为人的情欲是产生人生痛苦的祸根,要求通过守戒修行加以根治。儒家就基本态度和总体倾向而言,是正视、承认情欲这一人性的客观存在的,如孔子说:“因民所利而利之”,孟子主张因民“所欲”,“与之聚之”,荀子指出:“礼者养也”,“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中国历史上,即便是最保守的儒家代表董仲舒、朱熹,也没有一概否定情欲。如董仲舒说:“圣人之制民,使之有欲,不得过节;使之敦朴,不得无欲。”朱熹指出:“人心不全是不好”,“饥能不欲食乎?寒能不假衣乎?能令无生人之所欲乎?虽欲灭之,终不可得而灭也。”儒家对“情欲”的这一基本态度,奠定了中国美学以“情”为美的思想基础。中国古代美学以“情”为美,追寻源头,《荀子·乐论》和《礼记·乐记》可视作滥觞。《乐论》、《乐记》认为,人生而有情,情得不到发泄和满足则不能无乱,而过分放纵情欲也会带来社会纷乱,所以圣人制礼作乐,用以有节度地泄导人情。因此,音乐的第一项功能是使人快乐,使人求乐的情感得到满足;第二项功能是使情不逾礼失德,达到“美善相乐”。六朝时期,人们继承、弘扬先秦儒家和汉儒合礼之情为善为美、合度之欲未可尽非的思想,“越名教而任自然”,将“情”从道德礼教的牢笼下独立出来,明确提出以“情”为美。晋陆机《文赋》指出:“诗缘情而绮靡。 ”“言寡情而鲜爱。”梁代刘勰《文心雕龙》中也明确把“情”与“美”联系起来:“物以情观,故辞必巧丽。”“文采所以饰言,而辨丽本于情性。”“繁采寡情、味之必厌。”沈约《谢灵运传论》分析文学作品时指出“以情纬文”,“文以情变”。萧绎《立言》区别了“文”、“笔”之后指出:“至如文者,惟须绮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晋挚虞《文章流别论》提倡“情之发,因辞以形之”,诗“以情志为本”、“以情义为主”。如此等等,可看作六朝诗文领域情感美学的组成部分。隋唐至宋末明初,是政治上趋于专制、思想上趋于守旧的时代,汉代的“性善情恶”论在唐宋又被重新提起,六朝的情美说一下子跌入深渊,经过长达一千年的沉重压抑,伴随着明代中叶王学左派对自身的反动和明末清初启蒙主义思潮的突起,在明清之际又重见天日,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