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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审美方法论
中国古代美学的审美方法论,是与中国古代的美本质论紧密相联的。古代美学以“味”为“美”,故审美上自然强调“味”之“回味”、“品味”、“寻味 ”,形成“体味”说。“体味”说特点有二:一是认为五觉感官和心灵器官都是审美感官;二是强调对美的无限意味“反复不已”、“咀嚼回味”。“体味”说是“ 滋味”为美的美本体论在审美环节上的必然反映。
古代美学以“意”为“美”,故审美必须“以我观物”。《世说新语·言语》中有一记载:“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虫鱼,自来亲人。’”辛弃疾《贺新郎》谓:“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这“鸟兽虫鱼,自来亲人”的美感和“青山”与“ 我”的亲和关系,正是“以我观物”的结果。在中国古代表现主义的美学系统中,美产生于心灵表现,审美也是心灵表现。具体到艺术美而言,艺术创作是表情达意,读者审美何尝不是“披文入情”(刘勰)、“以意逆志”(孟子)和“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
古代美学以“道”为美,故审美必须出之以“虚静”。在中国古代美学中,美是与真、善统一的。老庄的“道”、佛家的“涅槃 ”、儒家的“道德”,既是最高的“真”、“善”,也被视为最本质的“美”。这样,哲学认识论与审美认识论就呈现出一定的相通之处。静观默照,既是哲学认识的起点,也是审美认识的起点。宗白华先生曾指出:“静照是一切艺术及审美生活的起点。” 这审美静照的对象,就是“道”。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说:“陶钧文思,贵在虚静。”苏轼《送参寥师》:“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空故了群动,静故纳万镜。”朱熹《清邃阁论诗》:“今人所以事事作得不好者,缘不识之故。不虚不静,故不明,不明,故不识。若虚静而明,便识好事物。”即是谓此。
中国古代美学理论,丰富而多彩,植根于特殊的文化土壤之上,具有独特的民族个性,以自己独有的思维方式,对美、美感等美学的核心问题作出了独立自足而又具有相当深度的解释,是世界美学之林中独到一景,颇令人流连徜徉,值得人们好好品味。
①关于我对美本质的看法,见《论美是普遍愉快的对象》,载《学术月刊》1998年第1期;另见《美是普遍愉快的对象》,《文汇报》2001年4月21日。
②③转引自索甲仁波切:《西藏生死书》,郑振煌译,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