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堂山北齐塔形窟述论(4)
2014-10-01 01:01
导读：就皇室贵族而言，这种作风虽然少有影响，但不是主流。东魏时期由贵族高氏兄弟开凿的响堂第一期及著名高僧道凭开凿的大留圣窟则代表了另一种风格。
就皇室贵族而言，这种作风虽然少有影响，但不是主流。东魏时期由贵族高氏兄弟开凿的响堂第一期及著名高僧道凭开凿的大留圣窟则代表了另一种风格。这种风格应该是石窟造像发展的主流，如北洞、中洞、大留圣窟的主尊造像，面相方圆，体态强健、敦实，较多流露出受云冈一、二七造像的影响。但在细部的处理上也有所变化，如衣纹稠叠布满全身，两肩扁平削垂，佛装下摆平铺于座上等等（图版4、5、6）。在衣纹雕刻技法以及佛装处理上北洞、中洞与东魏武定四年开凿的大留圣窟又同出一辙（图6）。由此，如果说北洞和中洞“更多地体现出要打破东魏平城模式的继续和发展。
从响堂第一期及武定四年开凿的安阳大留圣窟来看，东魏时期的造像应同时并存两种风格，一种即本文所说的以响堂第一期、大留圣窟为代表的强健厚实作风，另一种以云冈第三期为代表的秀骨清像。前者反应了上层阶级的审美情趣和意识形态，后者则是当时下层阶级清贫苦寒的真实写照。
北齐天统四年之前（568）
以南洞、第七窟为代表的第二期。其开凿时间可从著名的《唐邕写经碑》得知，根据碑文记载“齐晋昌开国公唐邕……于鼓山石窟之所，写《维摩诘经》一部……起天统四年三月一日，尽武平三年……”案唐邕所写经，大部分位于石窟的外面北壁，其中《维摩诘经》全本刻于南洞窟廊中{21}，由其位置我们可以断定，南洞开窟的下限不晚于天统四年（568）。第七窟无论从规模、洞窟形制、造像风格等各方面来看都与南洞十分相像。因此，将其划为同期当无多大疑问。
第二期开凿的南洞和第七窟，从造像风格上来看，应该说是北齐的代表作。它虽然继承了前期体态强健的作风，但在
服装的处理上一改前期衣纹稠密满布全身的特点，儿变的疏朗、简洁和明快。第二期的造像中已经没有了“两肩削垂”的作风，均变为两肩齐挺，两侧菩萨及弟子像则显得周身浑圆，成了所谓的“瓶形身体”（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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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统元年（565）至建德元年（577）
第三期的开凿时间根据位于第二窟窟门左右侧《滏山石窟之碑》记载可知{22}。石窟草创与“齐国天统元年乙酉之岁……时有国大丞相淮阴王阿那肱{23}翼弟出京憩驾于此，因观草创，遂发大心，广舍珍爱之财，开此口口之洞……”碑文明确记载了石窟开凿的时间即天统元年，这个时间当是第三期的始凿时间。同时，碑文还记录了第二期的雕凿，“因观草创”就说明高阿那肱在“开此…之洞”之前就已经有造像活动，这时期造像活动应指第七窟的开凿，因此，在天统元年之时第七窟尚未完功，或者说，在第三期始凿以后第二期仍在施工。第三期造像的衰落是由于“武帝东并、扫荡塔寺”{24}，案北周武帝灭齐是在建德元年（577），灭齐后武帝便召集僧人、道士、儒贤等赴殿商议儒释道三教之优劣，最后因“佛教费财悖道不孝”{25}下令毁齐境之教，由此导致造像的衰落。
第三期的造像从雕刻风格上来看，即不同于第一期的衣纹稠密、两肩扁平削垂，也不同于第二期的双肩齐挺、周身浑圆。而是追求一种丰满圆润的美感，如第一窟主尊造像，从头骨的骨骼结构上看，在脸部几个面的处理上，没有明显的转折，如眼睛太阳穴的转折处及下额骨的转折等。都是以圆润为特征，使本来应该做两个转折面处理的却处理成了一个圆弧面，显得饱满和充实，佛双肩仍表现出削垂的特征，但不同于第一期的却是变的厚实和坚硬并逐步趋向于写实（图5）。
三
塔是一种外来的建筑形式，是随着佛教的传入而传来的。据佛经说：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死后，弟子们将他的尸体焚化，结成了许多舍利子，这些舍利被八个国王分别取去，并建塔供养。其后，佛教徒为了纪念释迦牟尼也纷纷建塔供养。古印度将这种塔称之为“ 堵婆”，意为坟冢。印度的塔有两种形式，初“ 堵婆”外，还有所谓的“支提”或称为“塔庙”（礼佛集合的场所）。这两种形式的塔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艺术匠人的再加工，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相结合，分别形成两种艺术系列，前一种即中国的古塔系列，后一种成为中国石窟艺术系列，这两种形式在传来的初期是分别发展的，到了南北朝时期，在石窟造像的同时初步将这两种形式结合起来；塔形龛的雏形出现在敦煌北朝二期开凿的第257窟中，在该窟南壁后部中央所绘的阙形龛上画出了覆钵丘及塔刹装饰，其后在云冈第三期中也较形象地雕出了塔形窟。（其间，虽然较多地出现了诸如中心塔柱之类的形式。但它应该归属于后一种（支提）另当别论）。在这之后或多或少地也有一些出现，如敦煌428窟中的金刚宝塔等，类似这样的新题材频繁出现，足以诱发响堂山的艺匠们将这种形式大胆地发展成造窟形式，创造出塔形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