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之间(3)
2014-10-05 01:57
导读:人是不能离开社会而存在的。于是人就必得遵从社会的力量和命令而生活,不知不识,顺帝之则,在社会中完成自己,造就出所以异于禽兽的那点灵魂,形
人是不能离开社会而存在的。于是人就必得遵从社会的力量和命令而生活,不知不识,顺帝之则,在社会中完成自己,造就出所以异于禽兽的那点灵魂,形成为人的本质,是为人性。所谓“性自命出”,就是这样“出”来的。
楚简中未见正面解释为什么以及怎么样“性自命出”的事,但是有这样的提法∶
知己所以知人,知人所以知命,知命而后知道,知道而后知行。
有知己而不知命者,亡知命而不知己者。
知己知人所以能够知命,成为知命的条件,无非由于知己知人则能知所以异于禽兽的那点人性,知性然後方能知其所自出之命。至于知命而后知道知行,则是上述过程的逆转,道和行者,动态之性的动向和准则也。如果一个人仅仅知道自己,不知道别人,不知道人性一般,自然无从知命;这叫做“有知己而不知命者”。反过来看,只要知命,知道人性之所从出,自然不会不知己了;这就是“无知命而不知己者”。
( 三 )
这批楚简的儒书中,未见有讨论性善性不善的事;看来这个后来成为儒家必谈的大题目,当时也还没有成为问题。关于人性是什么,它只是这样说∶
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
好恶,性也。
四海之内,其性一也。
凡有血气者,皆有喜有怒,有慎有□。
就是说,它所谓的性,既非食色自然之性,亦非善恶道德之性,而是种种存于中、未及见于外的气,一些可以姑且名之曰“情气”的气。这样的气,无所谓善不善的问题,顶多是一些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素材,一些待发的力。所以简中又说∶人之有性(情气),犹如“金石之有声”,“弗取不出”。
这些待发的动力一旦引发出来,或者叫取出来,遂释放而为情。《语丛二》里说∶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爱生于性,亲生于爱,忠生于亲。
欲生于性,虑生于欲,缮于虑,静生于桑尚生于静。
智生于性,卯生于智,……
子生于性,易生于子,……
恶生于性,怒生于恶,……
喜生于性,乐生于喜,悲生于乐。
愠生于性,忧生于愠,哀生于忧。
瞿生于性,监生于瞿,望生于监。 强生于性,立生于强,断生于立。
弱生于性,疑生于弱,背生于疑。
这里生于性的那些词,都是人情之种种。它们次生、再生下去,则逐步由真情实感向行为规范过渡,而成为道,例如第一条最後生出了“忠”那样。这也就是《性自命出》中所说的∶
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知情者能出之,知义者能纳之。
在这个天—命—性—情—道的程式中,性是居中的核心;命和情,是性之所自出与所出;天,前已说过,不是外在的自然或上帝,而是社会力;至于道,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它也不是天道,而是人道;这是此一学派的很重要的特色。在这批楚简的儒书中,除《五行》篇外,一律不谈天道,并且一再说,道有好多,“唯人道为可道也”,“是以君子,人道之取先”。这一特色,当然和这个学派的致思路向有关,是它向内求索的明显标志。
这种以情释性、指性为情的说法,在《大戴礼记·文王官人》或《逸周书·官人》中,也有一些痕迹。那里说∶“民有五气∶喜怒欲惧忧……五气诚于中,发形于外,民情不可隐也。” 气诚于中,形发于外,性和情,只有未发已发的分别,没有后儒常说的性善情恶的差异,在道理上,显然更顺通些。《大戴礼》、《逸周书》和楚简的这一一致性,对於我们了解楚简的身份,也许会有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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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释性为情,关于性,便没有多少话好说了;而情,则受到绝大的重视。《性自命出》中这样说∶
凡人情为可兑(悦?)也∶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苟有其情,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未言而信,有美情者也。未教而民恒,性善者也。未赏而民劝,含福者也。未刑而民畏,有心畏者也。贱而民贵之,有德者也。贫而民聚焉,有道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