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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儒家学派的务实精神其实也是与农耕文明的中国社会有着心理上的本质性一致的。儒家的社会人生理念不是落在虚无缥缈的空想构思之上,他们导人通过一些日常最简单的、可实践的事情让其思想得到落实。正是由于这种简单与日常,使他们的提倡没有的其他学说中拒普通人于千里之外的疏离感,而是把最广大的人群包揽在自己的学术构建之中,也让他们获得最泛的民众基础。可实现性,可以说是儒家思想得以高度传扬的一个很重要因素。道家所追求的个人超脱,那种脱离社会伦常而复归自然的境界,虽然与人类的天然本性有相吻之处,但毕竟对于生存在现实的人而言有着太多的“理想色彩”,特别对于以伦理情感为自身思想原点的中国人而言,这种学说很有双脚不能着地的遗憾。李泽厚先生曾经把儒家的特征概括为“实践理性”,对这点我是比较同意的。儒家文化以理性精神对日常的生活实践进行一种最为人性化的归纳,把所有的是生活都纳人到儒学思想的心理轨迹中。正是它给人们的心理压抑一个舒张的实践空间,才能是它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标志性代名词。便如《大学》开篇便道:“古之欲明明之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这样的要求大大缩短了人的当下能力与生命目标的距离,也就自然地能让人更有魄力精神去奋斗于“治国’,“平天下’,的愿望了。这实际上也是儒家以人为中心的一个突出表现。它所指望的事都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祟高理想,而是能从当下做起的现世事功,这就让人在生活的琐碎间无意就能得到一种内心的慰藉,从而引导人从自我的平凡开始走向“大同”的高远。“它设计出一整套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的发展人格和安定邦家的方案,为巩固政教体制提供了切实可循的途径。”网陷这就是实践理性的民间智慧了。
另外,儒家对血缘的关注重视其实也是它能够成为主流文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华夏文明诞生以来,中国人就一直注目于自己的血缘流脉,其在发展历程中对血缘关系的分解远不如海洋文明那么干脆,“农业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还是以血缘关系为纽结的农村公社”卿肠。直至今天,从关注血缘演化而来的伦理道德遵从,还在主导着我们的价值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说,对血缘的珍视其实是母系社会的遗留物,也是人对自己生命源头的归属感情在引导的。儒家学说中极力提倡的忠孝之道恰恰就是中国人血缘心态的一个理性关照,在这方面,与其说孔子的学说机遇性地吻合了中国传统思维习惯,还不如说其实是他在感知中国文化后用更为理性纯粹的笔触把它们整理归纳起来,并予之以学术思想的正名,让最普通的人都能对这些主张产生共鸣感与认同感,以更为亲和的姿态走进中国社会生活。就如濡家所提倡的“兄友弟恭”“父慈子孝”,或者在礼法上的“三年之丧”等等,其实抓住的也是血缘伦理这一条。但他们把中国人对血缘的天性珍视或演化为礼仪传统,以礼的形式表现出来,或引导为价值观念,使之成为人们思考问题衡量判断的一部分。也就是在这个方向上,儒家文化成功地把握了中华民族的原始心态,而把这种思想与其倡导的礼乐传统有机结合起来。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当然,儒学尊贵地位的确立还有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就是汉武帝高扬董仲舒“罢翻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主张,并把它落实到自己的政策中。汉初,由于刚统一的国家经历多年战乱的煎熬,百废待兴,于是,汉朝廷提出以“黄老之道”为政治理念,通过“无为而治”的政策方针与民休息。在汉武帝执政以后,国家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但他发现这种宽松的政治手段其实暗伏险线,朝廷组织的涣散与权力不平衡,很容易导致整个架构的崩溃。对于统治阶层而言,只有严整的社会等级划分才能确保政治安定和权利稳固,